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日益泛滥的谣言传播现实,微信打造了由辟谣公众号和与之相关联的小程序所构成的辟谣矩阵以遏制谣言传播。通过对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率和影响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传播效率方面,虽然用户触达率较好,但封闭式的传播环境使得辟谣信息传播效率低于谣言传播效率;在影响效果方面,微信平台辟谣信息推文点赞量和阅读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对公众的影响效果还有待提升。因此,提升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应综合考虑其内容主题、情感特征、文章位置、表现形式、有无专业查证者等影响因素,同时需要政府机构、传播媒体、广大网民、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形成网络谣言立体治理体系。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际叙事的核心要义、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符号表达和外在体现,意涵深厚且特性鲜明,其国际化传播对于展现中华文明精神风貌、构建中华文明国际化叙事体系和塑造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东西方文明交流愈发频繁、舆论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传播新环境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际叙事应以思想引领夯实国际叙事的根基,以情感融通强化国际叙事的情感渗透,紧扣时代脉搏推动国际叙事与时俱进,搭建多维立体、灵活多样的国际叙事平台,实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际叙事的高效传播。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微博互动网络结构研究

城市互动是区域融合的基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世界上其他湾区所不具有的“一国两制三区”的特点,尤其需要良好的互动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政务微博的数据,对政务微博的互相提及网络进行梳理,发现该互动网络整体密度低,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的趋势以及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无论是在传播影响力还是在网络资源的控制上都差距较大,这表明城际联系比较薄弱且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缺乏作为一个整体所应有的凝聚力,城市政务微博未能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来突破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隔阂。因此城市政务新媒体平台应增强区域传播中的主体意识,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互动,核心城市要有领导者的角色担当,多关注边缘城市的发展,边缘城市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大湾区的对话中去,形成合力,弥合差距,共同促进大湾区的区域传播。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

智能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其既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信息生产主体的创变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信息内容分发的偏颇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信息情境沉浸的过度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媒体传播格局的失衡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提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构筑强大的意识形态联盟;优化算法推荐技术,调治社会公众的信息食谱;加强平台内容建设,提供主流导向的信息内容;加快主流媒体发展,构建弘扬主流价值的传播体系。     

新时代中国石油加强国际传播的策略思考

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企业国际传播影响企业自身形象和国际化发展进程,关乎国家形象。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石油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战略需要和实际需要,分析了中国石油国际传播面临的形势任务,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石油国际传播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策略。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目前有关单位和行业正在组织学习和讨论。本人愿借《电子知识产权》月刊的版面谈一谈对《条例》中某些规定的理解,也算是个人学习《条例》的心得体会,以此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出借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出租、出借行为,也不同时构成出租、出借行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而出租、出借不具有这种性质;二是出租、出借涉及复制品,而《著作权法》和《条例》没有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涉及“暂时复制品”。区分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     

“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再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尼“五通”合作成绩斐然,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并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的涉华传播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中印尼关系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一是印尼媒体涉华报道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华议题遭遇污名化传播,印尼媒体负面涉华报道较多;二是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在外宣中存在话语体系不当、重心偏差、缺乏规划和深耕等问题,外宣成效有待提高;三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部分印尼人对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抱有疑虑,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进而对中印尼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提出疑问与批评。由此,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印尼对中国的好感度和认同感均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具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途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二是企业坚守底线,合规经营,担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自塑”能力,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论博客作为新闻传媒的根本缺失

迅猛发展的博客现象引起了社会、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博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新闻博客”将颠覆现有的新闻媒体,彻底改变目前新闻传播的范式和图景,成为未来的新闻传媒。但事实上,“新闻博客”仍然不能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也无法保证平民的新闻传播权的实现,它体现的个体性和主观性与新闻的客观公正性存在着基本的冲突。“新闻博客”将颠覆传统新闻传播、成为未来新闻传媒的看法,是一种技术浪漫主义。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

库恩有关科学发展的理论分为五个阶段:前范式阶段;范式的出现;范式完全被接受为“常规科学”;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传播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到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前几个阶段。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似乎目前还很难。当前在中国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正遵循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的三种研究传统: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但跨文化新闻传播要达到成熟科学的第三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     

社交媒体的焦虑分析及治理路径优化

社交媒体带来了广泛意义上的便利,但是也为焦虑在互联网中传播提供了介质。社交媒体兼具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属性：理性体现在社交媒体的正向功能,非理性体现在社交媒体的负向功能以及正负之间的灰色地带。焦虑是社交媒体运行中非理性的主要体现,通常以群体性、放大性、政治性的公共事件表现出来,破坏网络舆论空间的理性,降低政府公信力以及影响网民的社交体验等。探索社交媒体治理优化的可能性及回归人本位,对于调节网民心理健康,重塑网络公共领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