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之初步设想

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俗学"与"俗史"研究得最充分、进展最大的是文学,其次是史学.虽尚无人出版一部<中国俗史学史>,但毕竟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进展最慢的是哲学,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这两个概念.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它们代表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建构"中国雅哲学(史)"之努力.但从他们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看,还应有一个"中国俗哲学(史)"的存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领域之观点,既都有上位与下位之别、雅与俗之别,我们能构建出一部"中国雅哲学(史)",当然就有可能构建出另一部"中国俗哲学(史)".就其地位看,"中国俗哲学(史)乃是中国哲学(史)之"重心",没有"中国俗哲学(史)"之复兴,便没有"中国哲学(史)"之复兴;没有"中国哲学(吏)"之复兴,便没有"中学中理"之复兴.     

教育俗民志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

教育俗民志是俗民志研究范式应用于教育情景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类型。教育俗民志研究强调研究过程的自然性,注重对微观问题的整体把握,强调定性分析和研究程序的弹性化。教育俗民志研究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俗民志研究适用的范围有:学校组织的结构和文化、组织成员的角色行为、学校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评价问题等。     

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

意思自治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和灵魂 ,既是经济自由在法律上的必然要求 ,也是社会基本伦理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作为私法鲜活精灵的意思自治对促进现代民法制度的构筑和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意思自治原则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这些缺陷的克服主要有赖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引入和矫正     

湖南民俗的特征、分区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湖南民俗在传承演变中形成的特点和分区与湖南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民俗的发展变化过程正好体现了湖南作为历史上中央王朝的边疆地区和蛮俗区域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变化过程,也就是汉化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效力认定

强制性标准是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标准。当前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存在不足,尚待重构。强制性标准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应区分标准与法律;强制性标准不是法律,不能直接影响合同效力。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效力来自法律,影响合同效力的是引用该标准的法律规范。法律引用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其规范目的并非在于否认合同效力,因此,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无效。强制性标准是科技伦理以及技术秩序的集中体现,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本质上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违背公序良俗是认定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无效的主要依据。     

领导者应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

本文从哲学的视野展望管理新天地。提出:21世纪,领导者正确的管理行为往往来源于理性和哲辨的思维,来源于用哲学的理性探索管理的真空。管理哲学在领导活动中的重要功能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事业具有莫大意义。     

对司法实务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探讨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衡量基准、充分考虑公序良俗原则的社会属性、建立程序化的办案模式,对于充分发挥这一原则在司法实务中的功效起着重要作用。     

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研究

公序良俗原则在基于社会标准的现代民法环境下已成为决定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理念。其并非站在私法自治的对立面,而是对私法自治进行了界限的限制。受不确定性内涵的影响,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过程势必会对法律之稳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应准确把握案件正义与法律稳定性的制衡点,有效维持两者的平衡。司法实践以及相关理论共涉及两种公序良俗原则适用方法,分别为类型与价值补充。文章认为,公序良俗原则适用过程中若以价值判断为依托进行案件呈现,应尽量从客观角度入手对各相关因素作出系统而全面的考量,从而规避法官的主观臆断。伴随其功能范畴的持续扩张,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效力实现了由绝对无效向相对无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