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容忍义务在审理相邻关系纠纷中的运用

虽然相邻关系解决的是毗邻的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问题,但容忍义务的确定却是权利界定的依据,故把握了容忍义务,也就掌握了审理此类案件的精髓。笔者拟在阐述容忍义务内涵的基础上,厘清相邻关系请求权的性质及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等基础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容忍限度的衡量标准,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

法律不同于道德 ,我们应当谨守法律的范畴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于道德 ,在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对它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为道德惩罚保留一定的空间会有更清醒的认识。道德是对完人的要求 ,而法律只是对一般人的要求。本文从案例入手引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同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在于模糊两者的界限。学习法理学的关键在于实践应用 ,所以笔者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导入民法领域 ,浅谈自己对民法的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及婚姻家庭关系与道德的关系 ,并提出法律语言中减少道德语言的主张 ,使法律规则的性质更加明朗。     

对司法实务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探讨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衡量基准、充分考虑公序良俗原则的社会属性、建立程序化的办案模式,对于充分发挥这一原则在司法实务中的功效起着重要作用。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效力认定

强制性标准是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标准。当前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存在不足,尚待重构。强制性标准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应区分标准与法律;强制性标准不是法律,不能直接影响合同效力。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效力来自法律,影响合同效力的是引用该标准的法律规范。法律引用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其规范目的并非在于否认合同效力,因此,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无效。强制性标准是科技伦理以及技术秩序的集中体现,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本质上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违背公序良俗是认定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无效的主要依据。     

新安医家郑重光中风医案辨治特色探析

郑重光认为中风以本虚为主,元气、阳气不足是中风的重要病机,重视情志在中风发病中的作用,辨证重视循因求证,辨有无风邪六经形证,善于合参色脉,类证鉴别。郑重光治疗中风多用温补之法,如益气健脾、温阳通脉,温里助表、祛风散寒,温脾暖肾、养血通脉等,意在培补元气、振奋阳气,以除中风不省人事、肢体偏废、言语不用等症。临证多用人参、黄芪、白术、肉桂、附子、天麻、当归等,以入肺、脾二经药物为主,温阳药辅之。     

骆斌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经验

骆斌临证灵活运用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中医诊疗模式,结合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病机,提出以活血祛瘀、清利湿热、温经散寒为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大法,并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生活护理方面的指导。     

闭合复位中空螺钉内固定结合中药内服治疗股骨颈骨折36例

目的 观察闭合复位中空螺钉内固定结合中药内服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72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治疗组,每组各36例,两组均行中空加压螺钉内固定,治疗组依据辨证分期同时予中药内服,对照组常规预防处理。结果 治疗组总优良率显著优于对照组(94.44% vs 72.22%,P<0.05);两组术后1、3、6个月Harri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闭合复位中空螺钉内固定结合中药内服治疗股骨颈骨折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试析儒家德位之辨中的敬位意识

由儒家主导性开辟的德位之辨,孔子为其定下基调,孟子从道义论立场加以证明。儒家揭示德位之辨及其敬位意识,并上升到义务论性质。以德居位、敬位意识内化为责任心和忧“责”意识、义务心使然、道义论立场,对知识分子从政之路提出了责任情结问题,更使儒家的德位之辨获得了独特的理论向度和实践价值。     

抵制低俗之风 构建网络文明——2009年：互联网清洁大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专项行动的力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构建网络道德,抵制低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树立网络新风成了网站、学者、运营商、官员共同的心声。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仅靠一个月的专项行动就能解决所有网络低俗之风是不可能的,专项行动只是传达一种声音,表明一种态度,树立一种导向,希望每个网民都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抵制低俗之风,构建网络文明。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