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 ——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

礼法关系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根本问题。每次大变局都会重新审视礼法关系,然变革初期的礼法之辩后期多转向话语之争,最终诉诸权威决断。造法变、曲法常、毁法易、无法终的自反性法律现象固然与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的掣肘密不可分。但法律缺乏严密化学术论证,所依法律思维、所用法律方法、所凭法律知识缺乏理论性也是重要原因。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必须构建发现和转化法律文化的法学范式,才能与当代中国的法治相沟通。管子的实质法学范式和商鞅的形式法学范式能为理解礼法合治传统提供一个例证式解释框架,启发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内在视角的规范化思考,也能为打开法治中国之“国情”的规范结构提供法学知识。     

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方法——以法内评价的规则续造为核心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对公序良俗的概念和体系位置作了变更和调整,这是一种立法进步.但在解释上,公序良俗从何而来,何种公序良俗的具体化方法可谓妥当,学界讨论仍有阙如.首先,公序良俗的填充材料并不是法体系外的伦理道德,而毋宁来自法体系内,以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渊源的法内评价作为基础.其次,以往学界认为应采用构建案例群...     

公序良俗原则语境下的姓名更名权

《民法典》第八条所规定之公序良俗原则,是以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为基础,与国家及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秩序。第一千零一十二条所规定之公民姓名权,将公民决定、使用、改变或允许他人利用本人姓名之法律行为限定于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下。然而,在姓名权实际行使过程中,某些姓名诸如“招娣”“来娣”因含有传统保守观念,对姓名所有者带来严重社会负面影响;但由于其未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相关主体更名权行使过程困难重重。据此,本文以人格姓名权为研究背景,探究公序良俗原则中姓名更名权之边界。     

“穷人”是文明的反面角色?从另一角度看历史

正不讳地说,自从有了马列主义并逐渐在中国开始传播之后,某些中国人对两个有严格定义的名词概念——一是"无产阶级",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在解义上大都倾向于粗疏,近乎习惯地进行了俗解。亦即:将具有鲜明大工业生产者属性的"无产阶级",泛泛注解为"穷人";将具有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深刻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随意浅化为"穷人翻身"。由于认识上的模糊和理论上的草率,     

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之方法论展开

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中的应用方式有演绎式参照、类比式参照、辨异式不参照和解释等。除了表述形式上的缺陷，应用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反映出一系列方法论问题，例如对类似事实的判断不一致以及不当解释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为了突破这些困境，在制度层面，需要明确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取消对刑事指导性案例参照方式的限制、构建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案例群；在操作层面，需要做到三点：解释裁判要点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整体性理解为前提、详细比对事实以确定待决案件和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性、从参考指导性案例的基本精神转向指导性案例的明确应用。     

“武松杀嫂”毁三观

近日．沈阳一商场公开展出一座“武松杀嫂”的雕塑作品。作品中，潘金莲衣不蔽体；武松一边挥刀·一边面贴潘金莲。网友惊呼这一雕塑尺度太大。在公共场所展出可谓“毁三观”。专家称，商场公共区域文化展览要符合公序良俗。     

别让“网言网语”败坏“语言生态”

正最近,"牛掰""然并卵""屌丝"等不雅网络语言频频出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更有领导为取悦听众,使用"草泥马""蛋疼"等粗鄙化表达。这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亵渎。诚然,与日常用语相比,网言网语更加鲜活与亲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