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与健康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余次，却一直名落孙山。45岁那年范进意外考中广东乡试第l匕名举人，得知喜讯，范进竟喜极而疯，高喊：“咦!好了!我中了!”跑到集市一L。范的岳父胡屠户见女婿狂喜致疯，追上去，道：“你这个畜生，中了甚么？”并一掌打将过去。范进被打后才清醒过来。可是胡屠户却因打了举人老爷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也因为过度恐惧病倒了。这个故事说明范进因狂喜而致疾，其岳父则因过度忧虑而病倒。两者都是情志过度，心理承受不了而致病的。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的构建

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持续增长,改变了城市人口的民族成分比重和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出现了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应明确管理的主体,构建党政主导下的共同责任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管理,推行"互联网+"对接管理工作,从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强制性发展:中印征地逻辑比较分析

论文讨论中印征地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中印采取怎样的征地制度,其大规模征地的内在驱动是什么,产生什么经济社会效应,又出现怎样的制度创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指向中印征地的内在逻辑——即一种强制性发展的政治动力导致了大规模的征地运动,这种运动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地府的创新大大缓解了征地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改变了强制性发展的形态。当然,作为在基本政治和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等有很大不同的两个国家,中印在这个基本逻辑下,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论文旨在提出一个强制性发展的概念,以为两国征地的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并为分析发展中大国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提供知识储备。     

“GDP能耗是印度的2．8倍”值得警醒

近日发布的“特大城市承载力研究”显示，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9月4日《新京报》）     

美丽蝶变在建设申实现

“以城市建设转型为核心，以工作创新为动力，以建设特色中等城市为目标环境和生态环境，围绕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做好规划、建设两篇文章，实现城镇化加速、城市化升级、美丽宽城崛起。”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宽城县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蝶变效应日益凸显……     

县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变迁与社区建设——以苏南T县为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T县的社区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共同体迅速解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快速转型与变迁的一个缩影。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首先承担起社区建设的重担,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可由于忽视了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本质,忽视了对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还受到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的体制和制度的限制与制约,因而无法完全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要求相匹配。未来社区建设的重点应放在社会资本培育和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     

城市引领中国崛起——中国城市竞争力十年(2002—2011)研究新发现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标志性十年,十年间城市竞争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计量分析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发现:人才、政府管理、资本、科技、基础设施一直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科技、人才、资本的贡献度提高;经济制度和生态环境的贡献度一直较低;区位优势和自然区位便利度的贡献度上升;科技转化、创新能力、金融控制力和资本数量的贡献度提高;人文国际化的贡献度下降。各分项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显示指标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必须走新型城市化之路,建设具有知识型、生态型、和谐型、个性化、多元化、城乡一体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城市体系,不断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