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南方苦斗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是在1934年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受着损失,红军主力部队万里长征以后,留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游击区域内的红军和游击队单独奋斗。1934年到抗战爆发,二年零八个月,算3年。当时,留下的有主力师——二十四师3个团,每一个连有一架机     

南昌起义军在永定

今年是南昌起义80周年,也是中共永定县委成立80周年.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时曾先后两次途经永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而加快了建立闽西地区第一个正式县委--中共永定县委的进程,促进和推动了永定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     

浙路风潮中的诸权之争

清末的浙路风潮涉及中英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等多方利益纠葛,围绕《苏杭甬铁路草合约》《铁路简明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合约的制定与实施,各方展开了持久的利益博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试图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最大化。《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原本从属于中英之间的政治借款合同,是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产物。清政府批准设立浙路公司虽有借助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意图在内,然而在浙路风潮发生后,反倒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外危机,对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就废约一事进行谈判,对内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制定《公司律》却不遵守相关规定,背法而治,失信于民,引发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现代运动训练的若干新理念

在当今体育运动训练发展的新趋势下,提高训练效率和质量则始终是教练员和运动员所必须追求的,但人们通常只是注重探求新的方法手段,却忽略了训练思想理念对训练实践的重要作用,该文通过文献法,分析、归纳出了进行成功有效的训练所应具有的六个方面的新思想和新训练理念。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英国地权变革中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圈地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土地产权变革,必然引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贫穷小农的暴力反抗对非法圈地具有震慑作用,但其退回庄园经济的主张显然是乌托邦空想;圈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和产权纠纷远不止领主与佃农两大阵营对垒那样简单,实际上反对力量可能来自各个阶层。由于农业生产效率增长以及圈地运动等因素,近代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因市场经济而引发的劳动力迁徙、失业、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通过政府立法,英国力图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秩序,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确立国家济贫制度,确认政府对社会贫穷问题负有责任,由此迈出了建立健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一步,为应对流民、失业和贫穷等现代社会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     

乘时因势猛进

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来了。人们在思考：二十世纪带来了什么?二十一世纪将向何处去?     

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香港·1921-1936

陈刘洁贞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对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著述丰富。2000年冬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袁小伦通过已故香港知名文化人陈君葆的女婿谢荣滚得到陈刘洁贞惠赠其英文专著《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香港·1921-1936》。为进一步征集粤港两地中共党史资料,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内地党史工作者的视野,经袁小伦推荐,并征得作者同意,本刊择要登载该书译作的部分内容。译者吴慧坚是广东教育学院外语系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     

台湾民众党与台胞的抗日运动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岛内,人民悲愤异常,纷纷拿起武器,与日军进行斗争。虽然最终台湾被日本人占领,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奴役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伴随日本在台湾统治的加强,台湾同胞斗争的方式也逐渐从武装反抗转向和平运动。因为早在1907年梁启超就曾对林献堂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