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误区与未来——对话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

中日之间的矛盾关系到两国的基本定位与国策之走向,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某一领导人的更替而有所改变。尤其是在两大保守党垄断的日本政坛,要福田康夫这样一位内政型或者是过渡期首相发表有太多内涵的"新福田主义",恐怕不太现实。     

民企党代表集体亮相的逻辑

出现在十七大新经济组织名单里的将近20个民营企业家,由于其来源的多样性和数量的可观性,已经给人们呈现出某种可供体察的变化。     

特区大学生思想上的内在矛盾及其对策

本文分析了新一代特区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内在矛盾,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井为做好特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思路和方法。     

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构建开放政治体系简论

21世纪初叶,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因社会转型而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也许会在这一时期以更加严峻和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何消解或缓和这些矛盾,避免社会再次出现20世纪时期那些大的历史性动荡,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所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问题.愚以为逐步开放政治系统,以此拓展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政治资源,将会是消解和缓和当前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

经济法的功能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的非传统性,经济法学研究群体对此应该充分关注.非传统性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抛弃思维定势,即不能绝对地以研究民法、刑法、行政法的思路、方法和视角来研究经济法.经济法的问题不应该从民商法等法的影子中去发现并基于这种影子进行解析,我们应该基于对经济法与传统法律的差异认识,从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实践中去探寻经济法特有的"问题与主义".     

说明义务违反与沉默的民事诈欺构成——以"信息上的弱者"之保护为中心

影响缔约意思形成的不平等缔约力,除了经济力的不对等,还有信息上的不对等.鉴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护"信息上的弱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制定民法典时,有必要规定说明义务与沉默性诈欺,以是否存在说明义务为标准,对沉默性诈欺进行类型区分,对于存在说明义务情况下的沉默,应缓和诈欺的因果关系要件和故意要件.     

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读昂格尔的《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在《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一书中,昂格尔对自由主义传统法学派所提倡的"合理化法律分析"的特点、根源和弊害作了深刻地剖析和揭露,并提出了"扩大化社会民主"、"激进的多元政治"和"动员性民主"的新型建构方案.其中,昂格尔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能够对法律分析所使用的前提和假定彻底质疑,能够看到权力等社会结构对知识的建构和被建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客观性.不但如此,其民主方案也因缺乏可行性而无法解决自由主义传统下现代社会的政治困境.所以,他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批判,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超越它.     

公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发展令世界各国为之侧目．但也应该看到，经济的大繁荣、大进步与文化道德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凶此，调动一切积极凶素，最大程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于此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并对公证等法律服务行业的积极作用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公证行业应认清自身肩负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发挥自身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的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法治的尴尬

法治在理论上并且在其自身的参照系内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实践中至今为止也没有一国彻底实现法治理想。本文分四部分论证：第一部分，法治简史，通过梳理几位着名学者对法治的理解，得出法治的一些普适性原则；第二部分，法治的内在矛盾，从第一部分得出的法治的一些普适性原则出发，论证法治本身固有的、只可调和却难以克服的四对矛盾；第三部分，试图超越，本部分主要对两种比较典型的试图解决法治矛盾的方案进行点评，并认为法治的理想难以实现；第四部分，无言结局，无言并不是不说，任何试图超越或整合法治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都是没有理想结局的。虽然不能克服法治的内在冲突，但我们不能就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方式，彻底放弃法治。毕竟迄今为止，法治仍是治理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好方式，我们应该走一条申庸的道路，借助实用主义的法杖，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两极之间行走，这样可能会得到最佳的法律秩序，而且能最接近法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