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

十多年来我国法院民事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表明,发回重审的适用,除取决于法律制度本身外,还与司法政策、一审法官的素质等因素紧密相关。实践中我国二审法院存在着诸多发回重审的"潜理由",如提高年度结案率、规避审判责任追究、维持上下级法院之间良好关系等。对二审法院滥用发回重审进行制约的措施应包括,在立法上将发回重审的事由限定于法律问题,在审级功能正当化的基础上使上级法院更加尊重一审判决,并赋予发回重审裁定时二审法院的自缚效力。无害性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终局性原则,应当成为构建以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为中心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基础。     

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警察公共关系研究

<正>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工作。群体性事件现场范围大,涉及地域广,人数多,对象不稳定,双方的对峙对立矛盾冲突比较尖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威胁。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忠实履行职责,加大维护稳定工作力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了大量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化解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     

履行行政职责的作为可能性

有关行政机关履职评价的既有理论和制度,聚焦于对作为义务和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考察,而未真正涉及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讨论。相关理论假定,立法已经解决了行政职责和行政能力的匹配问题,或相关权责安排已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得到正当化。但是,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资源的配置并不享有实质上的决定权,目标与能力不匹配的行政任务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存在。要准确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在考察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之外,还需将分散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的行政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拼组”,综合考虑行政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及其与行政任务的匹配度,确定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合理预期。在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应结合行政机关是否采取了替代性履职方案、是否积极调剂其他行政资源、是否合理调节了公众预期等因素,最终评价其履职情况并确定其责任。     

论醉驾案件的程序出罪

醉驾入刑带来了我国犯罪结构和刑罚分布的明显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刑罚溢出效应问题。针对醉驾入罪入刑过度问题,程序出罪较之其他出罪路径更能获得普遍认同。目前我国轻微刑事案件的程序出罪体现于公安机关的立案环节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环节,但存在较多问题。欲充分发挥程序出罪对醉驾治理的功能,需要从程序法理论上予以反思。针对以醉驾为主的轻微犯罪,我国有必要强化司法程序的出罪功能,使刑事诉讼从原有的圆柱状结构向漏斗型结构转化。需罚性理论可以为醉驾案件程序出罪提供相应的依据并框定程序出罪的基本逻辑。未来我国醉驾案件的程序出罪路径可以从区分醉驾案件的实体出罪和程序出罪、完善现有的程序出罪路径、挖掘潜在的程序出罪路径等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

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所导致的相互排斥状态。崛起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是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就其过程而言,结构性矛盾其实生成于崛起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和主导国对崛起国影响力的排斥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结构是双重的。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作为体系变量,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诸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就具有战略意义。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分析性测试在审计中的运用

从财务会计报表审计趋势来看,今后越来越趋向于风险导向审计,风险导向审计离不开对报表的分析性测试。财务管理中基本的财务比率在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性审计中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性测试又称分析性复核,其在各个循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计师在各个循环审计过程中往往需大量运用分析性测试来获取审计证据,并协助形成恰当的审计结论。     

干部岂能“躲”群众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由于改革深化和利益调整,出现矛盾是难免的。但有矛盾并不可怕,只要及早发现苗头,掌握解决方法,是能够化解的。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回避矛盾,只能让小矛盾积累成大矛盾,甚至激化矛盾,以致影响团结和稳定。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群众在上访中反映的问题,是应该而且能够在基层得到解决的。正是因为有少数基层干部漠视群众疾苦,故意“躲”群众,才致使矛盾上移,造成群众越级上访。干部岂能“躲”群众@沈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