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我在驻苏使馆的经历

1975年1月4日,我和夫人雪白离开我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乘火车直接赴我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两天两夜后到达莫斯科,使馆政务参赞马列和领事郭育山到车站迎接我们。进到使馆,刘新权大使和夫人黄友辛以及其他熟悉的同志都来看望我们。大家热情漾溢,像—股热流温暖了我的全身,我深信     

曾纪泽：弱国外交的杰出代表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前后达8年之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纪泽的外交实践证明,弱国有可能办好外交,而且弱国的成功外交,对于尽量减少强国的祸害,尽可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关系极大。曾纪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通过外交斗争,对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外交家。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1879年1月4日,曾纪泽乘轮船首抵巴黎,然后转道伦敦,开始了他的驻外公使生涯。曾纪泽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他是我国勤俭办外交的先驱人物。出使英国后,他在自箴联中写道:“濡耳染…     

远古时期的宁夏先民

近期,我区作者胡学祥编著的《宁夏五千年史话》正式发行了。胡学祥为宁夏中宁县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曾任中宁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他凭借对宁夏故土的热爱以及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笔耕不辍,历时7年多,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60多万字的书稿。该书按宁夏历史发展顺序编排,讲述了从远古宁夏至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段内的故事,共200篇文章,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宁夏历史读物。本刊将从今年起在《宁夏纵横》栏目陆续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文化

无论是从对中国传统律学的批评总结角度,还是就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创设视角,抑或是从中国近代法学理论的开拓而言,沈家本都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沈家本对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沈氏的功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二五”规划中湖北省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的建议

<正>几个重要主导产业培育的建议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汽车工业,是湖北省自1995年以来一直放在重要位置的产业,"九五"时期要求抓好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这个主导产品,"十五"时期提到要重点发展湖北省的汽车工业,"十一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汽车工业要培养成支柱产业,并加强公路及航运建设、铁路建设。可以说这样的产     

试述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

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英格兰国王法院体系建立、法律职业阶层兴起乃至普通法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将早期英格兰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首先放进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框架进行分析,得出其"分散性"、"多元性"的根源所在。进而通过对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王朝时期和亨利二世时期的历史描述,具体指明国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理论基础、具体措施及其意义。     

北京民政：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

“十五”期间,北京民政系统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和大局,积极进取,扎实工作,使民政事业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将实施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还要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新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为首都民政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非关系：美国视角下的简要评估

一在非洲问题上,我认为中非关系无疑是独特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我做过美国驻坦桑尼亚的大使。在我们的大使馆被基地组织袭击后的一个月,我来到了坦桑尼亚,当时的情景令我目瞪口呆。在我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几天中就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被掏空的大使馆和这个遭破坏地区的惨状,而CNN并没有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对这个地区进行充分的实地报道;另一个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坦桑尼亚气势雄伟的政府大楼,这个我多次驻足的地方;再就是位于Bibi Titi大街上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车站。我的坦桑尼亚司机总是用崇敬的口吻来描述这一具有…     

警惕经济复苏中的七大风险

1．风险重心：由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转移 假如设定某些高度失衡国家在金融海啸形成期由于微观风险管理的问题占6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那么到了后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风险管理呈现“倒4／6比”现象，即微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60％，这警示当前在关注和强化微观风险管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宏观风险管理的渗透和掌控。     

“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关于中国现代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即有别于日常政治的宪法政治时期。因此 ,政治国家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 ,目前法学界倡言的法治主义属于一种市民社会的规则之治 ,但如何把法律人的法律上升为政治家的法律 ,或者说如何处理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 ,是当前我们国家宪法政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对此 ,欧洲大陆国家的公法理论和英美传统的阿克曼的宪法政治学说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