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长期以来,公安刑侦干警以超负荷的状态与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取得了驾驭治安局势的主动权、制胜权。在当前日趋严峻复杂的刑事犯罪形势下,如何加强公安刑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深化刑侦工作改革是实现侦查破案方式转变、提高侦查破案率、牢牢掌握打击犯罪主动权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目前刑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公安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香港少妇”百万求孕 一男子梦想人财兼得被骗

“能和美女生个孩子,还能拿几十万,现在想想明显就是骗局,哪会有这样的好事!”昨天,北京市市民张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映在南三环赵公口桥附近出现了不少“贵妇重金求子”的小广告。广告上留有电话,还附带美女照片,称如果能成功怀孕可预付30万元定金,产子后再另外支付100万元。可就是靠着这种离谱的小广告,张先生陷入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被对方骗走6000多元。     

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及其类型化——以过错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兴起与演变为背景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出发点是“不得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法国式一般条款的出发点是“不得损害他人”,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根据行为的损害结果来认定行为的违法性。将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原则上认定为违法,这种违法性的判断标准过于宽泛。司法机关在解释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时,应当借鉴德国模式的做法,对于侵害绝对权的行为,根据其损害结果来认定违法性;而对于侵害绝对权以外的利益的行为,则根据行为本身来认定其违法性。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认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其实就是在保护程度上区别对待权利与权利以外的利益。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

利用名人效应对产品进行宣传,已成为厂家广开销路的首选策略。而名人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回馈,广大消费者亦可省去麻烦,这本是一个良性循环系统。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致使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日益猖獗,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对个人及社会都造成了极大危害。文章在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最、立法尚未取得完善规定的情形下,初步讨论名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以期为使名人承担法律责任而寻找根据。     

行政违法的检察监督制度之缺陷分析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检察机关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检察监督来保障国家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针对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需要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之成为监督行政的重要保障。     

汽车自动驾驶条件下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研究

从自动驾驶技术出发,梳理了目前自动驾驶主流的研究路线和核心技术。同时,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分析,理清其与普通车辆违法行为的关系,进而从法规、技术、人类因素等方面探索自动驾驶汽车违法违规行为的产生机理并进行分类,研究提出了汽车自动驾驶条件下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代码和自动驾驶安全监管体系。     

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机制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作为违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手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实践效果。对此，研究者多将其归因于外在的体制因素。但是，也必须承认，在适用上，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全有抑或全无”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者诉诸该项制裁手段的积极性。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为弥补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代表的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内在缺陷，对于不甚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更倾向于将从轻量刑作为程序性违法的救济方式。这一替代性救济方式允许裁判者根据个案违法情形灵活调整救济的幅度，从而有效缓解了“程序性制裁成本过高”的心理压力。因而，从轻量刑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司法实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从轻量刑不仅能够实现救济体系的“梯级化”，而且有助于提高法官诉诸程序性制裁的积极性，激发被告人寻求程序保护的动力。在理论上，从轻量刑的司法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量刑补偿机制。这一机制在法理基础、功能主义、刑罚效果三个维度上均具有正当性，存在进一步进行制度化建构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再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在性质上属于程序障碍情况下实施的刑事没收中针对某些犯罪案件而特别设计的程序,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司法解释扩张其案件范围的规定,实为将两种在制度目的、制度原理与立法技术等方面不同的没收制度一并纳入特别程序之中,这种设计在制度结构上存在不合理性,应有所调整。     

156例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特征分析

目的对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临床学、监护情况等特征进行分析,为预防其重复违法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自制问卷表,对2007—2011年在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156例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登记及分析。结果重复违法者中,男性、26~45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未婚者居多,农民和无业为主。人均违法3.26次,案件类型以故意伤害(34.6%)、杀人(15.7%)为主。56.4%的患者在发病5年以内出现首次违法行为,55.8%的患者在首次违法行为后的1年内出现再次违法。精神障碍的诊断多为精神分裂症(63.5%)。评定以无责任能力(61.5%)者为主。44.9%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34.6%的患者无人监管。首次违法行为之后未进入法律程序的占66.0%,申请进行精神疾病鉴定的仅7.1%。结论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多为低文化、低收入群体,就诊率低,监管力度不严。为有效预防精神障碍患者再次违法行为的发生,需构建良好的精神疾病治疗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