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一天之内公布十名厅官被查消息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潘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8月13日傍晚时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上述信息。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当下，一名厅级官员被调查的消息其实并不惹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纪委当日公布的第10名被查处的厅局级官员。这个数字刷新了8月11日“24小时公布9厅级干部被查”的纪录。     

从一起违法行政案看增强行政主体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某市技术监督局以抽检产品质量为由，将某企业（属于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的企业）生产的不同规格的显示器产品６台带至该局所属质检所检测。经检测全部合格。企业到质检所取抽检样机，被告知每台需交６００元检测费方可带走机器，而技监局又以要在媒介上宣传优质产品为由，要企业交纳数额不等的宣传费，纳费多少可决定企业在媒介宣传时的排名。 此事件发生在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即将施行之时，且该局刚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产品质量法》培训。对仍然发生如此违法行政事件，笔者深感疑惑。但此事的后续处理过程，让笔者深刻体会到所谓…     

公安行政违法的根源及治理对 策简

由于我国行政法津体系不够健全，行政行为主体素质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加之我国传统人际关系中“说情风”的影响，导致公安行政违法现象的产生。只有完善公安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强化程序意识，转变执法观念，才能有效提高公安行政执法水平。     

回顾与展望-论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民族文明发展之初。人民调解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讼制度而来，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处理方式，它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有机体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本文试图从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入手，通过分析这一制度的成因和作用，提出对完善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有关思考。一调解制度的流变无论是古代的“调处”还是当代的“调解”，其基本含义均指的是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当纠纷发生时，矛盾双方将发生的争议提请第三方居间协调、处理。这里的第三人可以是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和组织，也可以是民间自…     

舞弊

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经很神圣的高考,竟越来越与"舞弊"分不开了。今年,河南再次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替考舞弊案。高考作为全国最大的选拔性考试,公正、公平是必须要确保的,高考舞弊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对公正公平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严重破坏教育公平和社会诚信。回顾和分析历年高考舞弊案的处理结果,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高考舞弊的违法成本相比舞弊行为的后果而言,处罚过轻威慑不足,这可能是高考舞弊案连年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目     

以案说法——城管执法中违法建设主体的认定

【案情介绍】2009年3月，北京市某城管分队在日常巡查时发现某处空地上正在建设房屋，已砌上主体砖墙，尚未封顶。初步了解：此建筑物由某施工队承建，拟建一层，作厂房用。分队通过对施工队深入询问，了解到上述建筑系某农工商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公司）所建，于是按规范执法程序的要求对该建筑物进行立案调查，     

农民工犯罪成因及其对策

农民工犯罪已成为威胁城市治安的一个重大问题，它的产生与不断增多有其社会背景，有着多层次而复杂的原因。本文从社会、个人两方面入手分析农民工犯罪发生及不断增加的具体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农民工犯罪的几点对策，以图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减少其对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     

国际之轨与吾乡之直

在法制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父子相隐"的故事。 典出《论语》之《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 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 个故事常被用作研究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模型,引申出 "相隐之举是否合理而违法"、"古代社会是否礼法不分" 等思考。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从另一 角度品评,譬如孔子的"比较法"研究思路。叶公介绍的 "父子相证"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外国制度。从表象来看, 父亲偷羊、儿子揭发,更合乎法治国的标准。然而,孔子 闻听"外国"的"司法实践"后,没有轻率地五体投地、妄 自菲薄,而是先冷静地考察"他乡之直"是否等同于"吾 党之直"。若"吾党之直异于是",他乡父子相证,吾乡父 子相隐,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因为本质上都是"直在其中     

出租车遭抢 “违法自救”引发的争议

出租车行业目前已成为高危行业。2007年2月，郑州警方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违法自救”措施：出租车司机遭到抢劫时，可以采取逆行、闯禁行、开启双闪或大灯、轻微撞车等方式寻求救助，警方将不予处罚。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租车司机、广大网友、法学专家等纷纷对“违法自救”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到底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举措，还是对法律刚性的一种无意识侵犯……     

对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艰辛探索 ——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初步考察

“合法预期保护”这一概念不是我国法定概念和用语，它来自对两大法系国家学术理论成果的借鉴。在德国法上，“行政信赖（Vertrauensschutz）保护原则”是从涉及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判例中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是1956年德国寡妇抚恤金案。[56]联邦行政法院强调，必须在公民信任维持违法行政行为的利益与撤销该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公共利益之问进行衡量，若公民的信任超过了上述公共利益，那么就不能撤销该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