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

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环评体制改革的央地逻辑——基于合法性与效率的二元视角

早期环评改革中,以实现法制统一和矫正地方执行偏差为目标的央地逻辑无法解释“放管服”背景下环评改革的效率转向,基于政策实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使得央地互动在传统“集权-分权”路径之外呈现差异化和选择性特征。理论上须寻求综合性框架以解释央地逻辑的转换,规范上须寻求央地关系的稳态结构,纾解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张力。研究构建了“合法性-效率”二元维度的分析框架,着眼于环评“放管服”改革尤其是环评豁免制度的个案观察,引入政策创新的合法性依赖程度变量,对政策创新工具中的央地互动方式进行类型化。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效率维度在环评改革中呈现出制度上的共生叠加,环评改革演化为渐进交互的制度谱系。合法性依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政策实验中央地互动的因素,也是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试验进行选择性控制的重要工具,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差异影响到政策创新的认可和复制推广。效率导向的环评改革无论是在政策试验的改革路径抑或是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均面临合法性约束困境,应从政策试验的准入评估、启动授权的制度化、全流程监督、央地权限划分稳态化、重申环评功能定位与价值位阶等方面予以纾解。     

地役权概念的体系性解读

自罗马法到近现代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地役权概念始终保持了明确的内在规定性。地役权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超政治体制和跨时空转换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构造的客观性,即其不仅以需役地和供役地的并存为构造基础,而且直接以需役地而非需役地权人的利益为构造目的。如此独特的构造,使地役权拥有了纯技术性概念的外观,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役使他人”的法效果,并进而增强了它的亲和力、便利了它的普适性。这诠释了自罗马法以来的大陆法为何始终强调地役权必须是为了需役地的利益,并决定了地役权不可能具备孵化他种用益物权的“母权”功能。     

欧盟推进数字服务税的动因、困境及展望——兼论欧盟财政分权困局对我国数字税治理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税收形态。由于数字业态的特殊性,数字业务市场所在地和征税地背离成为数字经济的常态化特征。国际数字巨头利用税收“洼地”进行转让定价的逃避税行为,使得欧盟遭遇严重税基侵蚀。欧盟财政分权模式的结构性矛盾也因此越发突出。由于全球税收治理政策阶段性达成一致,短期内欧盟征收数字税进程暂时搁置。从中长期看,受欧美之间非对称产业竞争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复杂的税权关系的影响,未来欧盟数字税改革议程仍可能适时重启,并将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产业协同功能。欧盟数字税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政策协调困境为我国制定和优化数字税规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征收中央数字税作为过渡性解决方案,不断完善稽征制度和技术手段,研究确立基于消费地原则的省际数字税分配制度,是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     

关于在乌昌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为完善改革推进方式,推进攻坚阶段改革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新疆具有单独经济区的区域特征,应当以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为契机,以创新地方、兵团融合发展为重点的多元开发主体融合型经济体制机制为主要特色,在乌昌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土地征收补偿方式多元化政策及其对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借鉴意义——以浙江省昆山市为例

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有助于克服传统的单一货币化给失地农民带来的长远生活的不利影响。昆山市实行的征地补偿有关政策包括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留地安置、股份合作制等,昆山市土地征收及相关制度变迁具有经济和政府行为的内在基础,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其他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科学运用留地安置政策。     

国企改革30年的纷争焦点与深化改革的取向

我国国企改革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论走过了30年。2003年以后,我国新的国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国企调整改革的取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向关键领域集中,整合重组,做强做大。由于地方国企与央企差异很大,特别是二者的战略地位完全不同,因此,其调整改革取向应当有很大差异。要使地方国企与央企沿着合理的差异化取向调整改革,就应当正确认识和调整国务院国资委的定位、合理确定地方国资委的地位、正确处理地方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关系。     

自由社会主义

[意]卡洛·罗塞利著,陈高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1月版著者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写得仓促,存在一些主要的缺陷,缺少注释和参考书目。我被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到利巴里岛,在逃离这个岛之前的几个月中,我秘密地写作了这本书。因此,我     

从伤残知青到地方精英——一个知青对下乡地贡献的个案研究

"知识青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作为个体的知青在其生命历程中必然与下乡地产生重要的联系,已有研究主要从知青的下乡生活时期和"后知青时代"1讨论知青对下乡地的贡献。以恩施州的一个知青为个案,呈现知青对下乡地贡献的第三种类型,即知青留在当地,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