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之受案范围及其立法构建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范围、受行政主体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范围以及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窄,有关条款的表述束缚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同时有关排除性事项的规定也失之宽泛。为完善现行立法,可考虑在保持原法条整体性和立法逻辑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适当扩大可诉列举事项的范围,缩小排除性事项范围,发展新的诉讼类型,最终实现受案范围的列举式立法向概括式立法的转变。     

精准防控廉政风险

2011年4月,河南省新乡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开展风险点管理监督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深入查找廉政风险点及表现形式,加强监督管理,构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新乡市在各级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教育,着力强化党员干部三种意识——"岗位就是风险点,有     

英国＂一臂之距＂文化管理原则的启示

“一臂之距”管理原则是英国人发明的一套文化管理方法，其被运用到文化政策上则是要求国家对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孟不印尼”合作倡议及其发展趋势

"孟不印尼"(BBIN)合作倡议是由印度发起的一个南亚东北部次区域合作倡议。目的是绕开长期被印巴矛盾拖累的南盟,通过在印度东部、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建立一个涉及公路、铁路、内河运输、航空和电力网络的次区域联通体系,推动南亚东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孟不印尼"倡议的里程碑"机动车协议"已经达成但尚未完全生效。铁路联通协议开始讨论并已有前期收获,其他领域尚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孟不印尼"合作倡议体现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互联互通的渴望与要求,符合该地区的长远利益。印度试图借此解决其东北部的交通瓶颈问题,巩固其南亚交通枢纽的地位,并试图在更大地理范围内扩大印度的地缘优势。但是,这一倡议受到印度国家能力的限制以及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印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不足以成为吸引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动机。另一方面,BBIN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高度相似,经济互补性有限。成员国从BBIN倡议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可能会不如预期,将挫伤相关国家的积极性。再加上资金保障不力、管理机制对接困难,BBIN的推进将会比较困难。     

后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功能的异化、危机与回归 ——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我国的司法改革与司法解释紧密相关,司法解释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种种功能异化的迹象,司法解释的法典化、造法化及对立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前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促使我国法律制度快速发展,找到了中国特色司法解释的发展路径。但在后法典时代的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发展表现出重重危机:对立法发展的阻碍,自身发展的畸形,司法实践适用上的困惑。要保证司法解释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司法解释的未来发展路径。通过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归位来摆正司法解释的地位,收拢司法解释权,规范司法解释的形制,优化司法解释的质量保障机制,疏通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等手段促使司法解释回归到其本质功能上来。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新论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是在权力与权利相互影响、作用下质变而成的一类非同于传统权利的新型财产权。它既满足和体现着权利的公共秩序本质,又对这种公共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其相较民法物权的特殊性,需要将自然资源"合理使用"所暗喻的公共利益价值及其与私人利益的平衡目标融入权利机制之内。故此,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其主体结构上虽亦为"意志"和"权能"的"国家+公民"之双层二元主体构造,但因此种权利上附加了甚至优越的公共利益要求,所以在其权利主体配置问题上,一味强化甚或废除国家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不可取,反而应该直面国家使用自然资源的现实,通过对其代理人——国有企业进行区分,而对国家这一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国家之外其他主体亦应回归正位,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社会主义学院开展菜单式课程建设的思考——基于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设置菜单式课程作为一种教学组织方法,其目的是丰富教学专题的选择性,增强教学专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满足培训学员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养中提出"要把适应履职需要作为培训方向,设置菜单式课程,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指示是社院开展菜单式课程建设的重要指导。加强社院菜单式课程建设和运用,建立和完善具有社院特色的课程体系,有助于丰富教学资源,灵活组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有助于促进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有助于切实推进教学改革和创新,提高社院办学的正规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的作用。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澳门官员财产公开漏了什么？

2009年，澳门特区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提出构建透明政府，推行阳光政策，强化监督机制。此前的2006年，澳门欧文龙案发生，发现其拥有巨额不法资产，且大部分不法收入分别藏匿于香港和其他国家，但未能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及早发现，暴露出财产申报资料不公开的严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