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研究

对刑事速裁案件应否采用两审终审制,我国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虽认可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但刑事速裁案件二审启动率低、上诉撤诉率高、量刑争议占二审启动事由比例高等现象表明,简单适用普通二审程序不符合速裁程序运行的客观需求.此外,上诉是否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效力被否定也是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必须解决的问题.重构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应当以均衡价值观为指导,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官裁判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化一审法官的审查义务并建立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一审法官的强制说理机制,在确保一审法官向控辩双方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对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     

浪漫爱与现实婚夹缝下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婚恋策略

新生代流动女性的婚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生与冲突的特点,这鲜明地体现在她们对"浪漫爱"与"现实婚"的追求与矛盾之中。在浪漫爱与现实婚的夹缝下,在家乡归根和城市扎根两难的婚恋困境中,这些未婚流动女性采取了实用性的婚恋策略——试验性地投入恋爱及性关系。这种"试验情"往往具有婚前试性、保持开放、持续考察、精算资本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未婚怀孕和未婚堕胎往往是她们试验性恋爱及性关系中疼痛的副产品。她们也经常在"试验情"的探索中,遭遇约会暴力、性骚扰乃至性侵犯而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在未来的研究中,未婚的新生代流动女性由于"试验情"所导致的"性风险"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分居期间的丈夫与病妻

因与妻子感情失和,丈夫离家分居。此后,女方经不住失业、生病等一连串打击,患上重度抑郁症,暂时丧失了工作能力。于是,女方要求男方履行夫妻协助义务,代为偿还其欠下的债务,并在婚内按月支付扶养费。2019年12月3日,经过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审理,妻子的主张得到支持。     

緬甸华裔王国达传奇

另一种抢婚是假抢。在佤族、傣族、哈尼等族男女相爱遇到阻力时,双方事先约好暗号,由男方亲友家设埋伏,女方装作出外劳动或赶集来到预约地点,伏兵倾巢而出,将姑娘抱上马背扬长而去。姑娘佯装哭喊呼救,邻居只是看个热闹,并没人真去救她。还有景颇族、哈尼族、纳西族、傣等民族有拉婚、偷婚、领婚的习俗,多与暗约、假抢大同小异。     

婚内爱情保鲜,太难了?

既然爱情是短暂的,保鲜是困难的,为什么还要结婚?世上最难经营的公司,是家庭;一最难相处的关系,是夫妻。自从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诞生以来,婚内爱情保鲜就成了经典难题。这也成为全世界心理学家最热衷研究的课题之一,至今没有最优解。     

《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

婚内财产分割是我国法律一项新的规定,其突破了传统的夫妻共同财产只能在离婚时分割这一束缚,更为有利的保护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财产权益,这与国外的非常夫妻财产制度有类似之处,本文通过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地位及分割后的财产性质、损害行为所涉财产的分割、婚内财产分割后对新债权人的效力的分析,对我国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以求能在法规适用及未来立法中提供参考。     

婚内强奸能否入罪——从“王卫明”案进行解读

婚内强奸能否入罪,这一问题从“王卫明”案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角,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界至今没有定论,并且“婚姻法”也未出台相关修正案来解决这一争议.本文正是试从“王卫明”案出发,以法理分析的方法得出目前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同居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这一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法律救济或立法完善来解决婚内强奸入罪的问题.     

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婚内侵权的损害赔偿法律调整适用的是离婚损害赔偿,对不导致离婚的婚内侵权的民事责任的追究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且对权利的范围没有做出说明或者是规定,只是规定了几类特殊情况,这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中受害方的利益。因此面对中国现阶段由于婚内侵权因素而导致的离婚率不断上升的情况,建立婚内侵权的民事赔偿制度,既可以弥补法律规范之空白,也可以给打算肆意破坏家庭的一方以约束从而维护婚姻家庭生活之稳定及和睦。     

古代中国禁婚关系范围及其理论依据探讨

古代中国关于禁婚关系范围的婚姻法制,从先秦时期始,经秦汉至唐,历两宋、元、明、清,一直到清末、民国时期,禁婚关系范围法制的内容相当丰富。古代中国禁婚关系范围法制,既是各个时代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与各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1983年非理性的中国式速决程序--“严打程序”、1996年正式刑事简易程序的创建、2012年范围充分扩大了的简易程序、2014年“速裁程序”的试点等四个发展阶段。总结过去中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看出将来简易程序的发展方向为：简易程序的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简易程序的自身特征从从单纯追求效率走向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简易程序的改革依据从于法无据走向于法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