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应树立“赶考”意识

一、树立“赶考”意识，是执政兴国的内在要求 早在新民主主义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要求。在随后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赶考”、“考试及格”、“考个好成绩”来自勉、自励。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精神”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等。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赢得了人心，出现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     

大陆求学宝典——宝典之专家篇

台湾青年学生越来越看好祖国大陆的发展前景,看好祖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水平,选择到祖国大陆高校求学深造。 每到高考时节,大陆的高中毕业生为决定报考哪所大学,学习哪个专业,每天抱着一大本一大本的资料苦读,或     

从中国与西欧的阶级差异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祥地的西欧 ,至今离社会主义的到来仍是遥遥无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却捷足先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似乎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常规。但是只要深入分析中国与西欧各阶级的历史特征的差异 ,便可透视中国社会主义选择的内在因素 ,从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选择的必然性。     

用智慧创造繁荣——记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实业总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王茂春

草桥养花种草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上世纪90年代,草桥人确定了以花卉种植为龙头的产业化道路。那时,王茂春已经意识到充分发挥资源和地缘优势的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和观念必须超前,必须敢于尝试。王茂春奉献自己的聪慧与才智,带动着草桥村开始了从卖花走向现代化的市场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与《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比较分析及其在人身伤害致残程度评定中的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目前我国已有统一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司发〈1990〉070号《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尚无统一的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故一些省级法院制定了用于本省的人身伤害伤残鉴定标准，未制定地方伤残等级标准的省、市、自治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人身伤害致残案件时，多数是比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和/或…     

“面子工程”使百万富翁沦为修鞋匠

一个出身清贫农家的百万富翁,因为其浑身上下的“土气”,屡屡被人嘲讽和污辱,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面子工程”,他发誓要做一个体面的“成功人士”,于是他穿名牌,玩高尔夫,养情人……极度膨涨的虚荣心,毁掉了他的家业,他现在只能靠擦皮鞋为生。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白银市是随着铜资源开发利用而建立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既有一般资源型城市的共性特征，又不同于以煤炭等单一资源开采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接续产业，发展多元支柱产业，是推进白银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战略选择。实现这一战略，除了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的支持之外，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将特色经济战略与特色人才战略相结合，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资源开发为重点，以盘活用好现有人才为着力点，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优化人才环境，以人才资源开发拓展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政府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政府规制的两种政策目标观—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部门利益取向，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规制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政策目标应该而且能够体现公共利益。同时本文还指出，在公共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政策工具或方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选择，包括对政策效率、效益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建设“双基地”的两个层面的战略性思考

二十一世纪初期，适应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结合省情与区位态势，我省提出建设新型能源基地与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简称“双基地”)，这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大战略决策。笔者认为，实施这一重大战略，需要高度重视两个战略关键环节，一是“双基地”的战略途径选择，二是如何步入这一战略途径。前者涉及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后者涉及到老工业基地改造与转型问题：     

基层行政模式选择研究

基层行政模式是任何一种行政权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选择之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价值理念与目标设定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都会形成不同的基层行政目标与行政内容,从而使基层行政在主体选择、成本分担、绩效评价与责任追究等基层行政模式选择上发生重大改变.现行乡镇行政模式重心下移,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是行政目标泛化在基层的反映,更是各级行政组织顺应行政目标的合理选择.改变基层行政模式的选择必须从治国理念、价值判断和国家行政目标设置上进行调整,为基层行政设定有限目标,限制行政权在基层行政执行中的扩张冲动,为社会组织与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提供制度性空间.反之,则基层行政模式只能在局部上进行调整与完善,原制度中行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会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将直接影响到政治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