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特征的调查分析

反社会人格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分别对服刑中期和新入监的重刑罪犯进行测量，明确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存在现状，重刑罪犯组与正常组合在Pd临床量表上比较存在显著意义（P〈0．001）；Pd量表T均分高于常模一个标准差；Pd量表T分大于常模的人数和比例较高；Pd量表与其他量表两点编码比例明显，且呈显著相关（P〈0．001），影响因素比较有显著意义。鉴于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特征突出，且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需加强对他们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矫治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讨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刑轻民”特点在历代法典的制订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相应的体现，而其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之形成和发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古代中国法律中的这一特征，源于古代“刑起于兵”的传统，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同时又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着力扶持。     

对我国刑法史上重刑主义的思考

我国古代法律以"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为体系构架,重刑主义是贯穿我国刑法史的显著的法律特征,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传统使得这一特征有着深厚的基础。重刑主义的推行虽然有利于维护当时的统治秩序,但并不符合法律的本质,违背了刑法的目的,应克服重刑主义对我国刑法的不良影响,在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倡导法律健全发展及轻刑化。     

论我国死刑制度新动向及其出路——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死刑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使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立法上出现了从扩张到消减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兼顾了总则和分则部分,表现出轻缓化的趋势。但是笔者注意到,本次修正案中消减死刑的规定,对实践中死刑的实际控制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是对死缓执行制度的修订所体现出的重刑倾向,对司法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限制死刑并不能仅依赖于对"生刑"的加重,要从多层面入手,包括:引导民意,实现社会公众死刑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寻找死刑替代方式;严格贯彻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从司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     

西周“慎罚”思想疑思与解惑

法史学界一般将西周的慎罚解释为谨慎地施加刑罚,认为其体现了宽缓、人道、谦抑的刑罚思想。但是,西周时期比比皆是的重刑、滥刑的事实让人对这一结论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在西周的语境中,慎应训为重,慎罚即是要重视刑罚的适用。慎罚其意即指:刑罚的适用,该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以能够实现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适用依据。西周的慎罚思想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     

试论严打的命运归宿

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它存在着对人权、刑罚效益、刑法程序价值的漠视。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适时地降低对严打刑事政策的依赖，积极探索一条控制犯罪的道路势在必行，社会全面控制犯罪的方式是条有效的途径。     

社会帮教与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

青少年犯罪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不仅仅是监狱管教部门的事，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关心与支持；如何发挥社会帮教功能，卓有成效地帮助他们早日走上新生之路，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愿望。监管部门应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拓展教育改造工作的有效途径。     

论刑法经济

在运用刑法遏制犯罪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追求刑法的公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国家必然关注刑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的经济关系,刑法经济问题由此而产生。刑法公正是刑法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刑法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刑法经济与刑法公正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刑法经济在刑法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重刑”反腐与刑法理性

腐败是当前我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重刑严惩"的社会需求依然旺盛。腐败的产生是国家权力缺乏有效拘束的后果,是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伴生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法治缺失和严重滞后的恶果,也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徘徊在权贵资本主义门口的征表。反腐迫切需要制度转型,需要刑事政策的现代化。重刑反腐是国家反腐基础性制度和体系缺失状态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和填充手段,存在巨大法治风险。面对严峻腐败形势,刑法必须最大限度恪守法治理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兼论刑法谦抑实现的必要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出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无疑是当下社会大众对刑罚制裁机能无比依赖和迷信的有力证明。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首要途径。刑法谦抑的实现有助于转变国民的刑法观念和刑罚观念,对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成因和法律价值的平衡为出发点,探讨刑法谦抑的实现之于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