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外国获重刑第一案

本文背景：震惊业界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的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侵吞4．82亿美元巨额公款潜逃美国一案终于在大洋彼岸落下了帷幕。     

累惯犯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

石剑在《上海警苑》2005年第2期上撰文，首先介绍了贝卡利亚关于刑罚的心灵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刑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这正如同液体一般总是要和它周围的物体处在同一水准上一样。”“为了达到刑罚的目的，只要使从刑罚中得到的害处超过犯罪所得到的益处就够了。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残暴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重刑主义，其思维方式是简单化的：认为刑罚愈重，愈严厉，震慑力就愈大，人们就愈不敢犯罪。其实，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贝卡利亚都是刑罚谦抑主义的倡导者。他强调刑罚必须有度。     

社会预防为主 刑罚预防为辅——探讨我国刑事政策的应循之路

<正>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在惩治犯罪、治理社会环境、完善刑事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全国刑事发案率在经过1983年"严打"之后曾一度呈下降趋势,然而短短的三年之后却迅速回升,特别是刑事大案、要案及特大案件急剧增加60%.据统计,1988年全国严重刑事发案率比1987年上升65.7%,1989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30.27%.其中,重大盗窃案件上升了95.27%.这种愈益严重的犯罪形势,令人十分忧心并日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一些刑法理论工作     

《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条文总数为50条的《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刑法修改,不仅涉及面广,特色鲜明,而且充分展示了立法智慧,改变了中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改变了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坚持也得以实现。     

论马克思罪刑均衡观的理性与意义

马克思虽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刑罚理论体系,但他对罪刑均衡的论述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罪刑均衡观,对于我们审视、评价和完善现行刑罚的功能及作用,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刑罚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引发的思考

死刑的价值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否定的评价,死刑作为一种最为悠久的刑罚,其在古代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现代社会又为何一再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文旨在对死刑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探讨,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死刑的特点,希望能对当代死刑制度的价值探讨有所启示。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金融创新语境下的刑法应对

回顾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立法者采取了一种迅速扩大金融犯罪圈并加重对金融犯罪处罚力度的重刑化立法政策。针对目前刑法规定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金融犯罪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攀比现象，立法者不仅不断地扩大了金融犯罪的范围，     

特殊累犯裂变式增加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员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