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对中国古代文明构建路径的理性思考

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和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支撑体系,其以天地神民结构为基础的神权制度融洽了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其以四时为节律的礼制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以惟德馨香为目标追求的礼乐教化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述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因此,和谐是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     

悠然见南山

<正>曾久久徘徊于磨盘岭下,边贪婪深吸秋菊清香,边仔细察看匡庐群峰,试图追寻先生足迹,而走进那美善相乐的自在心境里去。不过,未得道法之门,任心思如磨盘一般悠悠然地旋转,就是怎么也无法见到先生诗画里的"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美妙的诗句,古往今来迷倒过多少读书人。但历代范本众口一词,把"南山"刊注成"庐山"或"南边的山",已属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说,时越千年,洞悉"南山"的人     

康有为《大同书》的“美学”伏流

康有为的《大同书》堪称中国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鸿篇巨制,表现了他在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终极关怀。其思想内容庞博芜杂,但实可析为四脉:除了很多论者所指出的“儒学”、“西学”、“佛学”之外;实还有很少为人注意的一脉,即以“求乐”为旨归的“美学”,其具体表现是康有为非功利的撰写态度和全书的“诗性政治学”品格。深入探析这一脉伏流,对于认识、理解《大同书》的思想资源和这位晚清维新派主将的文化人格皆多有裨益。     

礼序人伦，乐移风俗：社会运行的二重性规范——两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

礼,最初是祭祀天地神祗的仪典,表现为以数字等差为主体的"差序格局",借助器物、音乐、动作、辞令和程序,标明不同的等级身份,个人在仪节中所处的位置,就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乐,是礼的重要构成环节,本质功能是表情达意、沟通人心,音乐表达的观念和意绪强化了礼仪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在礼仪的"差序格局"中,等级区隔形成的人伦秩序,内在地潜伏着隔阂与矛盾,而乐作为互动双方达成一致理解的媒介,使不同等级的人们形成心灵共鸣,在情感沟通的基础上实现理想的人际和谐。礼乐在商周时期已不再局限于祭祀,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的仪节和规范被移植到了其他互动过程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礼仪制度,并逐步抽象为社会生活的互动规范,保证日常生活在一种秩序化的程式安排下运行。     

词义

作为一个党务工作者,没有《共产党员》是不行的。——沈阳铁路分局本溪铁路房建工程段“一党员”《共产党     

从墨、荀礼乐观看礼之存在价值及现实意义

礼宜乐和的理想社会状态自古就备受推崇,但不同的学派实际上对待礼乐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尤其在社会秩序失范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了重组社会生活,对传统礼乐褒贬不一.儒家极力倡导恢复礼乐秩序,而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对于礼乐的看法就与儒家大相径庭,提出了"兼以易别"、"明鬼神"和非乐的主张.对此,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儒苟子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礼乐的存在价值被凸显出来,从中我们也能发现其对今天和谐社会建立的些许启发意义.     

枕上读书

人生最惬意、最享受的事情,莫过于枕上读闲书。夜阑之时,四下一片宁静,随手拿起枕边书,打开书扉,或唐诗,或宋词,或史记,字字珠玑随远古的筝乐走来,那一片粉桃翠柳,那一缕杏香萦绕,飘落在夜半青灯之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研究——以安徽宣城侨乐村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欧美等地被难华侨陆续回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专门的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决定对归国失业华侨实行根本救济,选定安徽宣城水阳镇一带试办侨乐村:由政府提供荒地让归侨集中垦殖,并制定《侨乐村垦殖纲要》等文件。开办侨乐村、安排被难归国华侨不仅是救济失业归侨、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一种试验性的根本办法,而且被赋予在世界工商业形势不景气背景之下复兴中国农村的任务。侨乐村设计者陈树人希望宣城侨乐村试办成功后能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推广。由于国民政府一直采取重心向外的华侨政策,对于归国华侨的安置缺乏准备,也没有切合实际的系统举措等原因,侨乐村的建设并不成功。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酝酿成立归侨新村,建设地点变为城市近郊。侨乐村的试办是南京国民政府华侨政策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华侨政策史上有一定影响。     

和谐人格的建立与完成：基于孔子“仁”、“乐”观的分析

孔子的“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尊重，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和宇宙关怀，其中渗透了一种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的精神境界，就是消除物我、内外界限的和谐之美的一种审美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合为一体，从而体验到人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建立内外和谐的人格。而和谐人格的实现，需要在“乐”的境界中达到，实现有机体的动态平衡和自我发展与超越，把自己培养成具备和谐人格的现代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