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菲律宾银行业

菲律宾银行业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虽然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基本运行状况良好,经营风险程度有所改善。这得益于菲律宾政府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尽管如此,菲律宾银行业整体仍存在监管滞后及资产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现状、障碍性因素和发展趋势

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该国银行业起步较其他东盟国家晚且发展不充分,其国内种族、宗教、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长期困扰经济运行,使银行业发展失去稳定的经济支撑。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的现状和障碍性因素,并展望其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构建党风廉政体系促进金融业务发展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通过8年多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全省最大的金融机构。新一届省联社党委组建以来,始终以构建科学有效的党风廉政体系为重点,以推进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一套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创造了同业领先、广受好评的“农信速度”,书写了“草根金融终成一哥”的新篇章,成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防腐剂”和“助推剂”。     

我国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发展路径探析——美国社区银行理论和经验的启示

发展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精神,完善我国金融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考察美国社区银行比较优势理论和基本经验,提出通过顶层设计,加强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发展模式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目标定位要准确,采用差异化经营战略推动等路径推动我国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在培育合规文化中构建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银行经营活动的日益综合化、国际化和复杂化,业务和产品越来越复杂,合规失效的事件不断暴露,特别是2008年9月,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给银行业的管理尤其是高层提出了更多的警示,大量的事实说明,合规风险正成为当前银行业的主要风险之一,商业银行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合规风险的挑战,合规风险已成为银行业的一个高风险领域。大力培育和建设合规文化,进一步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遏制合规风险发生的有效途径。     

全省大事记

7月25日我省财政600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小微企业。省财政预算安排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资金6000万元已于日前落实到位,共100家驻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财政支持。7月30日四类社会组织登记无需找“婆家”。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创新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从8月1日起,我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     

估时作业成本法在金融机构的应用研究

估时作业成本法以时间为资源成本的分配依据,通过机构管理层对有效作业时间和单位作业耗时的可靠估计来计算单位作业应需分担成本,避免了以往大范围运用作业成本法出现的一些难题。实践证明,估时作业成本法能够以简单快捷方法计算复杂的工序成本,其易实施、易推广的优势能够满足当代企业及相关组织对成本管理日益提高的要求。鉴于估时作业成本法在成本管理中的优势,以及金融机构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估时作业成本法引入金融机构的日常成本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积极意义。文中将估时作业成本法引入金融机构的核算系统,进行了相关尝试。     

银企互动 政府扶持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本溪市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引发的思考

小微企业,就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根据2011年工信部等四部委出台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一般行业里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或营业收入300万及以上的是小型企业;从业人员在20人或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在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具体行业有差异)。2012年2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小微企业     

论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城镇化业务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城镇化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信贷融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但是,由商业银行给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导致了地方政府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等问题,不利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却在这些领域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基于此,我国应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制定专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法,明确将城镇化业务纳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并加快构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助力城镇化建设、助推经济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     

许某案罪与罚的反思

全国闻名的许某ATM故障盗窃案过去十多年了,但在刑法学界,对于许某案的争议和争论依然激烈。笔者认为,许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构成盗窃罪而非无罪,广州中院原审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的法律适用及量刑均正确,而案件发回重审后改判其五年有期徒刑缺乏法理依据,更多的是出于对民意的妥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