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倾心倾情导演《东方红》

提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都知道: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今天,当我们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所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是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郁达夫在福州西湖

正一个人与一座城、与一汪湖水的缘分,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仿佛前世的召唤,远在千里之外,似在一念之间,像梦境中漂浮的一盏灯,一种不可名状的因缘,像记忆里抹不去的胎记,一个姗姗来迟的回答。待回过头来,一路风雨兼程,偶然的遇见,原来都是注定。对于现代著名作家、诗人郁达夫来说,他的一生都在路上,从少年时留学日本到49岁失踪于南洋,就像一片叶子,随风飘荡,最后飘零在异乡。     

诗苑玫瑰——莪默的诗魂

<正>又一个春天来了,虽然年齿日增,看着灿烂的春阳,心中仍然充满了希望。除夕清晨,突然想起儿时读过莪默歌咏春天的名诗:来呀,请来浮此一觞在春阳之中脱去忏悔的衣裳"鸿鸟"是飞不多时的——鸟已在振翮飞翔这是《鲁拜集》中的诗。念初中时,学校后面就是市图书馆,我当时可能是该馆持有外借图书证的最小读者,一次可以借出三本书。13岁那年,我读初二,借到郭沫若译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郭沫若以写作《女神》的浪漫情怀,有     

腹有诗书气自华

<正>当前,举国上下全民阅读的热潮正在掀起。由全民阅读,我联想到去年网络上走红的一篇文章:《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文章的结论振聋发聩:中国人大多数时间都在玩ipad,而很少用于静静的看书,未来的中国会因只注重发展而疏远灵魂付出代价。面对这样的结论,也许,我们该问问自己:今天,你我阅读了吗?毛主席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当今社会,无论是"炒作门"、     

《光明行》给了他新生

正2013年春,在一次我们队的接见日回来的路上,李队长看我眼睛红红的,便问我今天是谁来看我了。我回答说是老伴儿来看我了,会见时老伴儿给我讲了我一个狱友小孙释放后立即去看她的事,让我很感激。提起小孙,我悲喜交加。他是在2013年大年初二被释放的,初三他就去我家看我老伴儿了。说起来,我和小孙很有交情。2012年1月,我们同时入狱,分在一个班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开始了共同的改造生活。     

历史上的文字狱

清道光五年（1825年）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短诗一首 誉满神州——殷夫翻译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

正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诗,殷夫译)《自由与爱情》的不同译本19世纪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山陀尔(旧译彼得斐)有一首短诗《自由与爱情》在中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该诗除殷夫的译文之外,还有着众多著名人物的不同译本。最早翻译该诗的是周作人(署名为独应)。     

遗憾：白岩松们弄不懂生肖年从除夕还是立春算起

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几个亮点，就是新人小沈阳、魔术师刘谦和主持人白岩松，他们都有震惊人的绝活，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有一个更震惊人的事情大家当时或者已经在议论纷纷了，或者大家还未注意，或者有些人还将错误当正确，那就是作为堂堂中国的大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堂堂的以博学闻名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居然对着电视镜头对着几亿中国人对着全世界说出了这样的话——“再过3个小时就进入牛年了……”。此言一出，有点知识的人当场叹息、痛心、遗憾。痛心在哪？遗憾在哪？痛心遗憾在于——     

神秘而热烈的藏族“新年”

藏历年,香格里拉藏族称为“阿达拉斯”,意为僧侣新年。节日从藏历正月初一开始,一般延续一个星期,是藏族最重要的节日,类似汉族的春节。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既过农历春节,也过藏历年,两不耽误。他们把过年,特别是过僧侣新年的第一天视为最神圣吉祥的日子。早从12月初便开始准备各种吃、穿、玩的年货。藏历12月是小月,只有29天,因此,29日就成了除夕的日子。这个时候,干面粉可就派上了大用场。藏民要在晚饭前,用干面粉在灶房的墙上撒上“八吉祥徽”,在大门上用干面粉画上象征吉祥的“万”字,有的还在房梁上画很多白粉点,表示粮食满屋。…     

战国时期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

战国时期非儒家的诸子各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诗》学思想和用《诗》态度。墨家将《诗》仅作为文献与史料,表现出理性的《诗》学观念;道家的《诗》学思想较复杂,他们追忆周代传统文化中的《诗》,而对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儒士和百家诸子的用《诗》则给以批判;法家对《诗》秉持直接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纵横家则表现出了明显地将《诗》作为格言警句来达到说服人主的功利心理。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诗经》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学思想的分化状态,这也正是汉代学者在统一《诗》本、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上显得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