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

《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尝宿守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玉色彩笔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史记》中的诗色彩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但作者以其诗人的性格,以抒情、含蓄等诗的笔法艺术以及诗文并用等手法来写史,使纪传体史书具备了诗的因素,充满了诗的色彩。《史记》是一部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完整的用血和泪和生命写成的悲愤诗。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     

诗与道的张力:衡量意境深浅的又一标准

意境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最高灵境的启示＂即道的启示是意境比较高的一个层次,也是决定意境深浅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但直接言道的诗歌并非就是有意境或者说意境深邃的作品,意境的深浅和诗与道的张力密切相关,诗与道的张力是衡量意境深浅的又一标准。     

千山锦绣收诗卷——丽水发展生态旅游纪事

生态是丽水的最大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均比全省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生态环境质量连续6年稳居浙江省首位、全国前列,景区负氧离子浓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国际标准,     

除夕“封”俗

古时过年的规矩和活动很多，在除夕之夜就有一种独特的“封”俗。 除夕之夜，清末民初有文官封印、武官封操、百业封门、戏班封箱、裁缝封剪、厨子封刀、说书的封板、要饭的封棍等名目，且有各种不同“封”的仪式。 文官封印 各级官员均于除夕之夜将官印放入印囊（木制小型印箱）之中，用两条朱红纸交叉贴于箱口处，纸上写有“封印大吉”等字样。由主官行香礼拜后，双手捧入内宅，交于夫人锁入密室保管，至正月初九日开印。开印之时，要先在箱子下部贴上写有“开印大吉”的朱红纸条，才能开箱取印。在封印之前，要预先留有盖有官印的空白公…     

先秦历史典籍中的《诗》文化现象

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历史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逐渐衰微,但传统尤其是文化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周礼的核心是礼乐文化,而《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人热衷于引诗、赋诗,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其作用一是诉诸权威,二是显示博学,三是修饰,这三种作用都带有维持文化连续性的功能。因此引诗、赋诗现象在春秋时期得以不断发展,这样的文化继承传统也为《诗》的传播和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诗、赋诗既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也反映了当时一种共同的文化倾向。     

宁馨的天籁——试论痖弦的怀乡诗

诗坛“老玩童”张默先生曾经谈到痖弦先生的诗极有戏剧性，这是许多论者都有的共识，这是痖弦先生出身于戏剧性的必然结果。窃以为，与戏剧性相对应，痖弦的诗还有极强的自然性，他的一些诗作，仿佛一曲曲宁馨的天籁，     

试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诗词艺术实践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历程，从诗与哲合一的视角审视毛泽东作为诗人与哲人的双重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从整体上把握其雄泽沫慨而又不乏温柔细腻的诗词艺术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