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之程序障碍及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在程序层面存在障碍,这是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现实受阻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程序障碍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对我国法案提出模式进行总结——"机构主导,代表参与"。现行模式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价值,但基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以及缓解立法专业性与立法民主性张力之需,我们应当进一步释放人大代表的立法提案权。加强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主动衔接,消除程序障碍,保证人大代表法案提出通道的畅通,是完善人大代表立法提案程序的可能途径。     

“新常态”下山区现代农业要有新作为

当前,农业部门适应"新常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结合建始县偏远山区农业的欠发达实际,我们要突出发展现代农业这个主题,创新思路并要有新作为,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和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推进"五型"农业发展上要有新作为要持续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农业、设施农业、标准农业和信息农业等     

发挥提案办理规范的优势 增强协商民主的议政效果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提案办理协商列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这既体现了对提案工作的重视,更是对提案工作寄予了厚望。近年来,藁城市政协深入贯彻中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充分利用提案来源广泛、办理规范的优势,规范选题、审查立案、交办、督查、反馈等提案工作各个环节,提升议政效果,较好发挥出政协提案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单位累犯的内在结构与理论剖析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青年检察官成长的自我突破

正青年检察官成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成长机遇与职业挑战,这是一个摸索经验、砥砺本领的实践积累过程,也是一个突破瓶颈、超越自我的个人奋斗过程。如何让青年检察官在成长过程中少走冤枉路,缩短成才周期,突破主客观障碍"破茧成蝶"?笔者认为,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关键因素需要考虑。     

市政协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在京考察座谈

正近日,市政协港澳委员和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进行考察。市政协主席吉林看望了参加考察的港澳委员和港澳台侨顾问。市政协领导与委员、顾问们进行了座谈。在为期两天的考察活动中,委员和顾问们实地考察了密云县古北水镇。座谈会上,港澳委员和顾问们就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疏解城市功能、完善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工会在建设企业安全文化中的作用

安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提倡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建设,已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工会组织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强化意识教育,建设安全精神文化1、以理念宣传为抓手,营造安全氛围。大庆油田钻井二公司工会结合企业发展和队伍建设实际,挖掘和提炼具有行业特色,适合行业生产的文化理念,不断从培育干部员工"安全是企业的永恒"理念入手,充分运用生产会、班子会、碰头会、干部大会、员工大会、班前班后会、橱窗、板报、横幅、有     

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研究——刑事追责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日渐成熟,其造成的事故也日益增多。在刑法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导致了一系列刑事风险,如犯罪形式转变、危害性剧增、隐蔽性增强等,值得司法机关重点关注。而在实践中,主体责任争议、证据规则立法滞后、因果关系紊乱、注意义务界限模糊、科创保障与量刑原则兼顾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的预防工作。建议司法机关通过利用刑罚有效性原则排除主体争议;完善证据规则立法;利用客观归责论破解因果关系困境;借鉴信赖原则明确注意义务;参考企业合规改革,以合理分摊科技风险的方式排除妨碍,在防范刑事风险、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保证自动驾驶技术的正常发展。     

领导视窗

中国“超龙计划”将为电脑安上“中国芯”据新华网报道,中国计算机领域综合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中科院计算所表示,他们将把自己开发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 PU)植入到本土生产的高性能超级计算机上。这项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重大跨越被称为“超龙计划”。“超龙计划”将采用正在研发中的多核C PU——龙芯三号,制造更高性能的新一代超级服务器曙光系列。作为“超龙计划”的一部分,中科院计算所希望未来5年内在C PU设计上与国外大公司并驾齐驱。报道说,中国计算技术专家正在讨论研发峰值运算速度达每秒千万亿次的尖端超级计算机,研发费用可能…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