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营安全公司域外服务的法律困境及其突破

私营安全公司域外服务已基本摆脱雇佣军的负面影响,并在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跨国自律规则划定的底线和期望线之间运行。这种欠缺确定性国际规则的状态将母国置于两难:既有承担规制责任的可能性又对其控制力不足。我国私营安全公司域外服务在诸多层面缺乏国内法治保障和规制,致使我国海外企业、机构和国家利益难以得到来自本土的安全保障。通过考察私营安全公司域外服务的合法性、母国的责任和国际制度要求,借鉴美英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在夯实私营安全公司非军事定位,完善许可制度,明定武力和枪支武器规则,建立监督、申诉、管辖权和救济机制等方面加以制度回应。     

“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了”

我在历史学家雷颐送我的书中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年李鸿章打苏州，久攻不下，他的雇佣军“常胜军”首领戈登，了解到太平军守城将领中，除主将慕王谭绍光外，另外四个王爷与四个天将，都有归顺清廷以续富贵的意思。     

雇佣军犯罪化习惯国际法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规制

雇佣军在近代以前是合法行为,白欧洲民族国家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废除雇佣军制度后,雇佣军活动逐渐被国际社会认为为非法.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制订的条约、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以及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促进了雇佣军犯罪化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对于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私营军事公司,雇佣军犯罪化的习惯国际法具有规制意义.     

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的国际法地位述评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得到迅猛发展,它们打破了国家对于暴力手段的垄断,给国际安全局势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公司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雇佣军,大多数也难以符合国际人道法中的"战斗员"定义,而其平民地位也经常受到质疑,因而其国际法地位比较模糊,使国际社会在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时遇到很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