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

霸权与帝国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交织的视角下,霸权与帝国成为相对权势比较的阶段性描述。在无法全面垄断各个经济功能从而建立帝国优势的情况下,大国关系建构主要体现为相对权势之争的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博弈,其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好崛起国与守成国在国际金融权势上的可能对冲。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和深刻机理,以财富塑造权力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进程的基本动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面临着不对称话语权和追求对称货币权的困境。     

超越霸权：基于威慑性的中国海权

本文试图通过综合分析、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旨在解析中国海权的深刻内涵。中国海权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威慑性。相对美国全球战略而言,亚太是其东线战略的前沿,中国则是其看防的重点。美遏制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围困在其东线以内,不能经东海、南海,前出太平洋、印度洋。中国海权始终着眼于和平战略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陆海文明塑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渐入人心。在以"称霸"为特质的西方海权观面前,"海上丝绸之路"所彰显的"海洋和谐观"无疑将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全球的主流思维。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霸权国内部民主与对外霸权的互动

民主与霸权是国际政治中时常涉及到的词汇。对于霸权国来说,霸权国内部民主和对外霸权作为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两者实际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抵消,在国家内部和外部发挥着形式各异而又不可分割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和背景下,共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应对危机 寻求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

<正>2013年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第一年。一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出现了哪些动向与新特点?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战略走向?美国究竟是处于战略收缩还是战略扩张期?其战略重点究竟是在亚太还是在中东?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态势与特点与过去四年相比,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呈现出以下几个方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谁能够取代霸权衰落之后的美国 ———从《转型时代》看世界体系的发展

对于今后一段时期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 各国政府和民众一直在不断地表述着自己 的观点、主张和愿望, 学界关于世界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一超多强时期”、“多极世界时期”等 观点也甚为流行。但是从现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来看, 多极化的趋势是不 明显的。无论从其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来看, 还是从其国内政治发展来看, 美国在1945年以来 所积累的优势还没有衰减到令其霸权地位丧失的地步。至于在今后更长的时期内, 即使存在一个 多极化的趋势, 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也比人们的设想漫长得多、艰巨得多。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霸权”与战争正义性问题审辨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霸权”的伦理挑战,发端于科技领域,辐射至战争领域。数据霸权引发美国等少数霸权国家对大数据资源的垄断,在科技伦理层面挑战了数据权利和数据利益的分配正义,进而在战争层面利用“数据霸权”频繁发动战争,挑战战争正义原则。少数霸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对于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高度依赖,导致大数据对人类的反向操控,冲击了科技伦理的自主原则,进而导致战争伦理中区分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的异化,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数据霸权造成的一系列责任事故和责任分配困境,体现出大数据研发人员面临“负责任研究”精神缺失的风险,这种风险辐射到战争伦理层面,导致“不负责任”的战争文化盛行和军人武德精神的沦丧。围绕上述冲击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约束“数据霸权”的伦理规范,为治理当前国际大数据技术军事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