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     

民办高校非英语专业新生语言学习策略整体使用状况调查与分析

语言学习策略对英语学习有重要的影响。民办高校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入学成绩偏低表明他们的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章使用oxford编制的策略问卷（SILL）对民办高校非英语专业新生进行了一次学习策略问卷调查,使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民办高校非英语专业新生的语言学习策略运用特点和规律并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提高民办高校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和水平的解决办法。     

我国精神障碍者非自愿医疗的法律透视——以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为背景

随着精神卫生法的颁布,我国非自愿医疗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为良莠不齐的地方性立法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平等地保护了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但该法律制度仍存在法律原则中缺乏明确的无病推定规定、非自愿医疗的分类标准单一、"去行政化"理念未能贯彻到位、精神障碍者与监护人利益冲突悬而未决、非自愿医疗的程序规范力度不够、精神卫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等诸多问题。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指引下进行完善,应当依据是否触犯刑法分类处理、畅通非自愿医疗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强监护制度与非自愿医疗制度的耦合、细化非自愿医疗的出入院程序、强化无利益关系第三方的监督机制。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下的湖北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湖北省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义务教育的可及性、办学条件和教育经费等方面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分析表明,湖北省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既受到中国式财政分权、城乡二元体制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方式等体制环境因素的制约,又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和城乡家庭教育观念差异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进一步推进湖北省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多渠道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树立平等的教育观,消弭教育等级化。     

我国“三非”外国人问题的现状和对策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来中国从事投资经商、就业、读书、旅游等活动。与此同时,外国人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现象也比较突出,引发了各种治安隐患和社会矛盾。边境地区应尽快构筑堵疏并举、打防结合的立体管理网络,才能逐步将"三非"外国人清出边境地区。     

知易行难：奥巴马政府对非外交效应评估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明确界定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并试图从理念与政策两个维度对美国非洲外交做出变革性调整。然而,从美国在非洲的政策收益、非洲国家的反应以及全球治理的效力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奥巴马政府对非外交并未取得预期结果。然而,美国对非外交仍具有较强发展基础与较大提升空间,这给中非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论企业的伦理性

企业不仅具有自利本性而且具有伦理本性。企业的伦理活动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处于道德游离状态。对整个企业的道德定性是比较难的,但是对于企业的某些行为作出伦理评价和判断是可以做出的。企业选择非伦理性行为具有一定的的具体原因,认清企业选择非伦理行为的具体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企业伦理建设。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社会诚信问题怎么看

当下我国社会诚信问题诱发的根源,不仅有道德,也有制度．不合理的制度以及制度不管用,都会诱发非诚信行为。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其规定合理与否至关重要。一旦制度规定不合理。就会“诱逼”虚假失信行为,产生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变通”现象,导致“集体性”非诚信行为泛滥。另外,制度失效也会诱发不诚信行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非诚信行为不能实现严惩,消解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瓦解的是社会成员的法律信念和信仰：社会诚信建设,不仅仅是社会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