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普通发票犯罪的司法实践难题及其对策——兼论普通发票犯罪定罪量刑的发票份数与面额标准之协调

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的追诉标准之一是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200份以上,实践中大量持有伪造小额普通发票的无证经营者、个体小商贩因此标准而被刑事追诉,这有违本罪立法本意和刑法的谦抑精神。普通发票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存在诸多差异,相应犯罪的两种定罪量刑标准比例不能简单援用。当前,司法实践中应本着宽严相济理念,援引刑法第十三条对轻微的普通发票犯罪予以出罪处理。长远看,应以社会危害性大小为基础,参照假币犯罪定罪处罚的标准,协调普通发票犯罪定罪处罚的份数标准与面额标准,以防罪刑失衡。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与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的界定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于2011年6月2日17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中洋百货门前,欲向宋某某(男,33岁,山东省人)出售发票时,被当场抓获,并从其手提袋内起获伪造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及北京市定额专用发票共计1744份。经鉴定,上述发票均系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批准逮捕环节审查的重点

[基本案情]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邢某经人介绍认识了阳光娱乐公司法人柳某,柳某提出其承建蓝天娱乐城资金短缺,让邢某帮忙筹集一些,利息可适当高一点。邢某将柳某筹集资金的情况向朋友黎某、仲某、马某(三人均有自己开办的公司)说了,让三人帮忙筹借三、五千万元,期限三几个月,除支付5分钱的月息外,还可将蓝天娱乐城工程中的部分土建工程交由三人承建,并带黎某、仲某考察了阳光娱乐公司下属的     

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定性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定性,应在正确把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与盗伐林木罪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中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理论进行判定。     

浅析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

我国刑法上的盗窃罪与侵占罪这两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出现混淆,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理论界与实践中都有很大争议.本文认为应将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是否脱离占有以及由谁占有作为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关键、即判断行为人在将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之前是否已经合法持有该财物或该财物是否仍属于他人占有.本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就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作出简要的论述,以期对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思考——以检察工作为视角

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阐述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检察工作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刑法中持有行为性质归属探微

针对于持有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一直以来在学界就饱受争议,归纳各家观点不外乎四种:作为说、不作为说、作为与不作为择一说以及第三种独立的行为方式说.本文认为将持有行为作为独立的第三种行为方式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浅议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完善

持有型犯罪具有法定性、最后性、严厉性和必要性等特征.当前我国规定持有型犯罪的范围过于狭窄,应予适当拓宽;持有型犯罪的限定还不够规范,刑罚还有待进一步合理化.     

浅析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入手,从三方面分析新刑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完善,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     

设立非法集资罪的研究与构想

本文通过分析非法集资相关罪名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认为欲建立合法有效的融资市场,必先设立严谨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监管,调整非法集资的认定路径,寻找合适的法律进行规制,才能拓宽合法的融资渠道,才能准确界定合法与非法融资之间的关系,并准确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合法融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