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

<正>社区社会组织可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等作用,扩大社区成员参与,反映社区成员诉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环境保护、慈善互助、为老服务等。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的组成形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过去主要由单位大院组成向主要由商品房社区组成转变。在原有管理体系中,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公民的政治生活、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等进行管理。工作单位不仅是职工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们获取社会支持、社会保障、文化生活及满足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希腊“有组织犯罪”研究

“有组织犯罪”在希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给希腊带来严重成胁。希腊国内现有“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数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匮乏。为弥补这一缺陷，文章在对香烟黑市、赃车及其零部件市场、可卡因市场三个非法市场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而这些结论与现有官方以及媒体报道的“有组织犯罪”现状并不一致。     

农民工群体的信息需求及获取渠道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大供给方,也是农业信息服务的最大需求群体,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为不断适应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的变化,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必须加快信息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以农民工类型为出发点,将农民工信息需求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农民工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解析

一、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背景及本土化进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相继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亟待消除。学界认为应当尽快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问题分析

侦查措施是证据收集的重要保障,其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息息相关,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至此,为确保新形势下我国刑事侦查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则准确界定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恰当区分何为侦查策略,何为非法取证,不仅有助于侦查策略限度的把握,也为侦查策略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浅析侦查监督工作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刑诉法》实施九个月以来,侦监部门落实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结合实际,就侦监工作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探讨,对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有所帮助.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何谓政府信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解释

在解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时,应结合该条例确立的审查机制进行利益衡量,同时,要与《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等法律法规相协调.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界定“政府信息”的范围,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     

试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为分析对象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应具备＂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判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书证、物证是否应当排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适用问题,更多的需要司法机关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动态变化,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找到进行取舍,实现多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收集书证、物证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则不宜界定为取得证据＂非法＂;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应从违法收集证据的严重性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损害程度来权衡,要根据具体案情,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对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取得的证据,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