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技术文化视域：智能媒介文化生产、消费文化生成及辩证省思

智能技术在媒介文化生产领域的应用，不断重塑着媒介文化生产与传播形态，也给媒介消费文化带来新变，并体现着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从文化理论、传播理论和技术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探究智能媒介文化生产及其消费文化生成，可对智能媒介消费文化进行辩证省思。在技术的驱动下，智能媒介有着多元的文化生产潜能，智能媒介文化生产样态出现了多元与“伪自由”的悖论。基于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联，智能媒介语境下的消费文化创造着新的技术文化消费神话，能够实现高效的“符号互动”，并形成网络联动效应。然而，仍需警惕智能媒介文化生产及消费对人类心智与思维模式的负面影响，以及潜藏的工具理性与功利价值观对自由意志及反思能力的侵蚀等。总体而言，一方面应塑造整个社会对智能媒介文化生产与创造力的正面认知，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智能媒介文化消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理性审慎态度。     

检察侦查工作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基本路径——以浙江检察侦查工作为视角

目前，检察侦查工作还比较薄弱。从浙江检察侦查工作实践来看，要推进检察侦查工作现代化，应充分体现侦查办案的优质高效、行稳致远，更有力地服务、促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应强调坚持整体性、系统性、斗争性、法治性等检察侦查理念，推进检察侦查理论、职能、组织、情报体系建设，完善检察侦查一体化、复合型办案、数字侦查保障、办案协同等机制，同时有规划、有目的地加强检察侦查队伍的法治化现代化能力建设。     

算法赋能第三次分配:价值、逻辑与路径

第三次分配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面临主体认知与参与范围有限、实践与制度安排协调不足、主体偏好与差异难以协同等困境,而算法给予了第三次分配新的实践选择和实现机遇。本文构建了算法赋能第三次分配的三层逻辑框架,阐释了算法技术与第三次分配在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主体逻辑上的契合性,二者结合有助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并规制算法,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新时期大数据赋能多元矛盾纠纷治理：实践驱动、问题挑战与机制优化

伴随平安中国建设的推进，各地打造了多元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带来了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的涌入，但也面临着矛盾纠纷数据多元异构、风险监测预警难和智能化处置能力不足等挑战。本文基于各地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问题挑战，提出建构适应于大数据的“精准识别—风险预警—智能疏导”全过程性治理机制，以克服多元矛盾纠纷治理上存在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等不足，为各地矛盾纠纷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基层数字化绩效考核的赋能路径及运行基础——基于浙江A县B乡的实地调研

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将“以人促事”的县域智能政务系统数据导入“以事考人”的乡镇人员能力指数测算，可实现数字化绩效考核在基层的创新应用。基层数字考核能在工作考核全过程化、人员考核全覆盖化、奖励惩罚精准化、提拔晋升可视化等方面增效赋能。基层数字考核的运行需要嵌入当地治理结构，需要与项目自主、容错空间、权责匹配等其他治理元素相互支持和配合。     

个人所得税法上年龄非中性的实现——以老年人生存权益的保障为核心

个人所得税的属人性要求税收负担能力的评估应当考虑个人因素和具体情况。退休金免税制是延续分类课征思维的不真正的年龄非中性的实现机制，其与年龄中性的生计费用扣除制的并行适用，加上均等化的赡养费用扣除，造成了老年人“反向补贴”的不公平结果。在混合课征模式下，应取消退休金的免税待遇，将退休金与老年人获取的其他类型的所得汇总后计算收入总额，以养老费用扣除的方式，将老年人生存性消费所需的财产价值排除于征税范围之外。可扣除的养老费用包括采用标准定额扣除方式的养老基本费用以及采用实额扣除方式的医疗、护理等养老附加费用。原则上，养老费用应从老年人本人获取的收入总额中扣除。只有当老年人的收入低于养老基本费用的法定扣除额时，基于应税所得的消费理论，税法才能拟制用于赡养的所得由子女向父母转移，允许子女从应税所得中扣除。     

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国家安全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的系统工程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保证作用,为自下而上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夯实方向指引、活力之基、稳定之源;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着力突出人民群众的参与,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坚持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依靠专业社会组织的全过程嵌入,实现精细化治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其有助于及时发现安全风险点,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总的来看,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讲求合作的“协同治理”、讲求高效的“敏捷治理”以及讲求覆盖全局的“整体性治理”。在“三治”合一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构建,也为国家安全夯实社会基础。     

注意力再分配、外部资源依赖与数字乡村治理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本文基于调试后的新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对我国31个省（市、区）数字乡村治理实践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存在6个前因条件影响数字乡村治理绩效，外部资源依赖和注意力再分配可以对高和非高绩效产生必要的关键作用。其次，存在技术组织互构型、协同共生融合型、数字环境赋能型3种高水平数字乡村治理绩效的驱动路径。再次，在客观技术资源禀赋下，数字需求激励和数字服务共享可以等效替代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绩效。最后，数字化赋能乡村共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中西部发挥领地效应和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也结合数字乡村治理困境提出了“主体+TOE”的“耦合调适”型政策建议。     

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的逻辑与进路

党内法规治理效能作为党内法规体系效用的综合反映和整体呈现，本质上体现为党内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新时代提升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是不断推进依规治党的内在要求、现实需要与必然指向，需要从制度治理效能提升的普遍性规律中探寻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就治理过程而言，风险挑战主要体现为内容黏合度不足影响规范性、主体能力不足影响约束性、执行力不足影响实效性等。通过对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进行逻辑分析与问题检视，可分别从质量赋能、主体赋能、场域赋能、执行赋能、数字赋能层面探索其现实进路，以充分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系统集成，增强主体遵规执规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凝聚党规之治的集体认同与共识，并以数字化推进党内法规治理现代化，充分彰显其内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