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界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亦展现出研究内容的全面化和深入化,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和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实证化。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相关概念、战略意义、历史轨迹、经验启示、实现路径等问题,为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仍存在学理性有待提升、整体性眼光和对过程的关注有待突破、中观和微观的动态研究有待深入、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应用有待涉猎等诸多遗憾,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环境治理犯难? 这份文件出实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文件提出的举措,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为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可以说颇具亮点。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列宁中央委员会权威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央委员会是共产党的核心权力领导机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树立中央委员会权威,中央委员会权威主要体现在中央委员会必须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委员会不能有派别组织、中央委员会必须是有丰富经验的领导集体。列宁中央委员会权威观启示我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强化“四个服从”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加强党内纪律建设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