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陕甘宁边区农贷领导权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之境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决定设立农贷委员会与边区银行作为组织与领导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以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全面抗战时期,农贷工作最初由边区银行全权负责,但由于缺乏贷放经验,边区银行的领导权被迫移交给边区政府。然而,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农贷的本质属性发生了改变,这促使边区银行与边区政府开始共同决策与领导农贷工作。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与灾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边区政府与边区银行关于由谁领导农贷工作的问题再起争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最终达成合作的共识。农贷领导权从银行到政府,再到二者相结合的转变,反映了中共农贷机制由探索到完善的演变过程。     

试析中共四大前后党的领导意识的增强及其意义

80年前的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增强党的领导意识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党在“四大”前后在这方面的决定和实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增强我们党的执政意识,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处理好五个关系中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 ——一个重要的百年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史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处理好"思"与"行"的关系,思想认识上明确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是在实践中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前提;处理好"立"与"破"的关系,举旗定向、廓清迷雾,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处理好"党"与"群"的关系,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用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引领教育人民;处理好"刚"与"柔"的关系,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使文化领导权建设做到刚柔并济、稳步发展;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我党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和历史经验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确立我国国家政权建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化的进程;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Hegemony（领导权）”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主义策略——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评介

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共运史中关于实现这种平等的路线之争历史久远,主要有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早已被列宁主义所否定,而列宁主义又由于苏东解体而饱受质疑。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拉克劳和墨菲提出“Hegemony（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新策略,这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文化启迪意义。     

浅论与WTO协议相适应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入世以来，我国需要根据本国入世时的承诺确立一系列与WTO协议相适应的制度，而国内司法审查制度自然也包括在其中。确立与WTO协议相适应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以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不当行政行为给国际贸易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与WTO协议相适应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浅作研究，以期为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建议。     

谈谈对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的统一战线工作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的统一战线，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又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把它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明确确定了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如何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统战工作？我认为，我们要重视继承和发扬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更要注重探索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临的…     

从对剥削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重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并论消灭剥削

十年前 ,邓小平同志为了冲破姓“资”姓“社”给人们造成的思想束缚 ,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胆略和政治敏锐性 ,高屋建瓴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引导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然而 ,当人们一边分享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的时候 ,一边却又不免心生疑虑 :引进外资引来了外商的资本主义剥削 ,发展私营经济 ,又发展了本国的雇…     

沉默之后：谈沉默权在中国确立的障碍

内法学界关于沉默权的研究曾有过两次热潮：一次始于１９９０年初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期间；第二次便是随着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政府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的签署，部分报刊上就我国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进行了专题讨论。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之争，其场面可谓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法律需要理性，对于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必须全局观之，理智思之，而后行之。沉默权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功不可没，鉴于我国当今刑事司法中刑讯逼供现象之猖獗，似乎有必要给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以抵御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