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历时探索与现实重构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中共历来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1990年代以来,中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受到了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体现了中共回应挑战、重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诉求.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的刑事程序原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了一系列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原则,在刑事执法主体方面主要明确了专门性和独立性两个原则。在刑事程序运行程序中确定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核心原则、行动中的合作原则、程序推进中加强控制的原则等。     

政治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把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是第一次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较高发展阶段的标志，也是我们党治国之道更加成熟的标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六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一起抓，对实现全面建设小隶社会的目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建立起相应的道德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 ,认为“法治”是万能的 ,似乎只要有了周密、详尽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诸种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也就统统迎刃而解了。可是在现实中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必然要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追求正当…     

论沉默权的确立与限制

没有沉默就不可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权衡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利弊 ,应当从大局着眼。限制沉默权是沉默本身与国家司法权力充分行使存在冲突的属性所决定 ,但在作出限制时 ,应防止沉默权刑同虚设的结果。     

粟裕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的分歧与误会

根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同志回忆，在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军区司令员．现在又让了元帅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大罪状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从"人治"到"理治"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各国政治制度虽各有不同,但在其内部的领导运作方式上无不力争按其固有的规律行事而追求科学化。未来的领导活动必将呈现出一种带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化特征。人类社会将会告别幼年时期的"人治"(情感政治)和成年时期的"法治"(理性政治),跨入不惑之年的"理治"(科学政治)时代。理治论就是人类群体进入这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也不断走向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交锋也更加激烈,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碰撞。西方文化不断侵蚀中国文化的根基,影响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因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要不断强化共产党文化领导权,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世界思想文化阵地。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届中央领导,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近年来,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也颇多,包括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内涵、形成过程、主要内容、特征以及当代启示,就近年来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进行简单的综述梳理。     

适应“入世”新形势 重构我国外资法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制度的确立，赋予了国际投资及国际投资法以新的理念和发展趋向；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使得原本就显得落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难以解决外国投资的新问题的外资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适应新的形势，重构我国外资法律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本文针对这一理论界和实践工作中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谨从分析我国现行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并对外资法体系的重构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我国现行外资法体系存在…     

领导者应具备“扬弃”的思维理念

“扬弃”是事物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辨证否定。面对21世纪的机遇、挑战，每一个领导者都将面临着对过去的、民族的东西取舍及对外国东西的借鉴、吸收、抛弃的问题。能不能确立“扬弃”思维理念，将直接关系着“三个着眼于”论述的落实，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