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开学第一课——首都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新生入学是大学教育的起始阶段,做好入学教育意义重大。近年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推出了首都高校“新生引航工程”,从思想引领、精神熏陶、成长服务三个方面人手,以项目化形式推进工作,努力将大学入学教育这一“虚功”实做,为新生上好“开学第一课”。     

基于DEA—Tobit模型高新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本文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以65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高新企业的创新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高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并非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改善：总资产周转率、技术人员占比和人均资本是影响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而公司规模对其影响相对较弱。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与统一战线的战略思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呈现出大分化、个体化、再组织化和阶层固化等特征。统一战线作为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重要法宝,必须树立大统战意识,建立大统战机制和格局;固本纳新,建设动态的、开放的统一战线;借力社会组织和网络,延长统一战线的手臂;发挥体制赋予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优势,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在制度和理念层次的确立与完善。     

热点解读:10元罚款 能否止住闯红灯的脚步

5月6日起,北京市对非机动车、行人秩序整治行动进入第二阶段。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将被严格处罚,对最先闯红灯、尤其是不服从管理的行人处罚10元,非机动车处罚20元。严格执法能否震慑路人的闯红灯行为?杜绝闯红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记者在北     

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律师业务思考

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司法改革为刑事辩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下称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充分介入审判前程序,律师介入刑事审前程序的法律规定使刑事辩护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前辩护权及程序保障机制(一)刑事审前辩护权的发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我国法律第一次允许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前的程序,辩护律师可以参与审     

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新刑事诉讼法辩护权的保障及应对

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程序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保障被指控人权利的大背景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其中对第四章《辩护与代理》部分作了大篇幅的修改,这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实施——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2012年10月19至21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杭州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此次年会的主题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会代表围绕着《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的重点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目前,中央公检法等政法机关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正在修订有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于是否应当制订、修正司法解释文件,与会代表存在不同的意见。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新旧红利演变与再造

国家发展红利要素可主动创造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是诸多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