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黑老大”戴上了“红帽子”

近来，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已将14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摧毁，抓获19名“黑老大”。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不少“黑老大”都头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光环。在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黑养商”的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富豪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类似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14K没落水房一统天下——澳门黑社会大换位

澳门回归前,14K的龙头大哥崩牙驹及得力手下被锁入市牢,但仍在等待向特区政府上诉。 5月20日,崩牙驹的头号马仔豪仔首先发难;通过狱外的妻子向新闻界呼冤,但看来亦起不了作用。回归了近5个月,澳门的黑道已重新换位,水房帮已操控了一切,但却显得步步为营,回复了地下组织的本色。 这都是由于一直被视为纸老虎的司法警察已由华人当头;而到了今年8月,当局有意将司警解散并入治安警察部。这几个月来,司警终于重新振作四出拘人,为保住招牌而战。     

红雪枫：谁令重庆黑帮闻风丧胆？

重庆自本轮扫黑以来，可谓战功累累。几个月即打掉黑恶团伙47个，抓获涉黑团伙成员370人，一些涉黑案件已牵扯出警界内部人员，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已经被触动。     

当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权力异化的影响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它以追求高额的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所以属于非政治性组织，但不是政治性组织并不代表不关心政治，揭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面纱即发现该组织原来同权力异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贿赂，美色，暴力，要挟是“黑”组织为寻求保护而伸向党政司法机关的四大触角，但是不是这四大触角就绝对地导致党政司法人员手中权力的异化呢？这似乎还是一个未知数，笔者认为，权力是否发生异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主体因素，取决于掌权者对“不良刺激”是否具有“免疫力”。     

用什么统一思想和认识——武汉市曾爱玲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侦查和证据思路

2000年以来,由于公检法对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识不尽统一,加上侦查横式存在问题,武汉市5年没有打掉一例黑社会性质组织。2005年以后,仅一年多的时间,武汉市即打掉了曾爱玲、高斌、陈金豹、张成义等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说,侦办曾爱玲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武汉市打黑侦查和证据工作的一个分水岭和里程碑。     

黑社会犯罪概念及特征分析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具有特殊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类型 ,从犯罪学定义上分析 ,黑社会犯罪并不仅仅指刑法典第 2 94条规定的具体罪名 ,还应包括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其他罪名。黑社会犯罪与其他共同犯罪相比 ,具有严重的组织性 ,文化同质性、垄断性、腐蚀性及目的性。     

河南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状分析

近几年,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的猖獗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突出问题。通过分析大量翔实的案件资料可以看出,河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其特点和规律。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背后的政治因素

我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过程中，社会机制的相对混乱和弱化使黑社会性质犯罪有了生存的空间。黑社会是在国家权力出现空缺时产生的，其滋生和发展与国家政治生活形式息息相关。在我国不存在绝对权力空缺，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社会出现政治弱化和社会控制乏力，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了生存空间。任何一个政府都利用法律这一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打击和控制。我国打击和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法制体制亦不完善。政治腐败是黑社会性质犯罪依附的政治“毒瘤”，黑社会与腐败相结合，不仅纵容了黑社会的嚣张气焰，而且还可能造成政局不稳。后现代多元化特征的政治取向使政治体系呈现出混乱和无序，造成我们思想上的混乱。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作为一股容易被利用的潜在政治力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的斗争中，被某些反动政治势力利用必将成为我国政权的一大威胁。     

当前查办涉黑“保护伞” 职务犯罪案件的难点及对策

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检察机关查办“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遇到了一些侦查难点,本文从认识“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的性质和特征入手,讲一步分析难点的形成原因,提出查办的对策和方法,为推进“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