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如何进一步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质量、效率和针对性,愈发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完善法院审判工作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衔接机制,健全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合宪性疑虑”的制度,是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热点话题之一[1]。不过,学术界的这一思路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应当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和各级法院审判工作实践出发,慎重定位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     

为“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贡献司法力量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了湖北“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路径,为湖北创造性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描绘了宏伟蓝图。全省法院系统要认真抓好学习领会,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凝心聚力投身法治湖北、平安湖北建设,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贡献司法力量。     

防治结合:久押不决刑事案件对策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久押不决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时间过久而尚未审结的案件。该类案件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刑事诉讼的价值,损害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全国各级政法机关开展了对久押不决刑事案件的集中清理纠正专项活动,但仍存在着“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实问题。从我国久押不决刑事案件的现状入手,深入分析久押不决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羁押制度司法化改革和加强创新审判管理两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法官员额制改革机制的完善路径

法官员额制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审判效率低下、入额法官工作量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要积极探索合理的改革机制,借鉴成功经验,将法院司法事务的管理模式、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等问题及时解决,从而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0]38号)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规范量刑程序,确保量刑公开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中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应当规范量刑建议。     

高级法官班学员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于今年十月一日正式施行之际,中国首届行政法高级法官培训班的部分学员就该法的实施问题举行笔谈。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本刊将继续发表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实施问题的文章,欢迎读者投稿 。     

关于诉讼费在民事审判中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７条第１款规定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 ,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征收诉讼费用 ,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 ,也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８９年９月１日起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下称收费办法）。在民事诉讼中收取诉讼费 ,这对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 ,防止无理缠诉和滥用诉权 ,保证经济合同履行 ,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民事诉讼…     

庭审证据调查研究

两大法系的审判模式决定了其各自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特色,而传统中国刑事诉讼一直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为模板,因此在保留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刑事诉讼庭审证据调查制度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具体的改革思路是(:一)贯彻“以听证为主、调查为辅”的原则(;二)在启动机制方面:规定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职权为例外(;三)对职权调查的限制措施包括:调查的范围、调查的程度以及调查的方式和结果的认证。     

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

以法院庭审为界限,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前程序,庭审之后的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后程序。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辩护律师开庭前后的诉讼活动进行区分。应将辩护律师在休庭后择日宣判、一审判决送达后到上诉程序启动前以及死刑复核等阶段的诉讼活动纳入到刑事审判后程序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探究这一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的立法缺陷、具体路径以及实践操作等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