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信视域下邓小平民主方法论透视

邓小平对待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遗产和外国民主积极因素所表现出来的民主自信,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方法论上,内容包括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创新方法论;人民民主运用上的系统方法论;民主制度完善上的改革和借鉴方法论,以及重大民主关系上的辩证方法论等等。正是邓小平的民主方法论,才使我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没有丢掉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在苏东剧变后没有动摇社会主义民主信仰;在西方民主输出面前没有丧失社会主义民主阵地,反而在新时期开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是全球化背景下邓小平对我国乃至对人类民主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职青年“家庭-工作”冲突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全国五城市已婚青年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孩子为标准将在职青年分为两组,分别探讨其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无孩子的青年而言,夫妻关系对家庭-工作的冲突有显著影响,夫妻关系越好,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越低;对于有孩子的青年,除夫妻关系外,职业特征、职业价值观和育儿观念分歧对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亦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那些夫妻关系越差、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将工作视为自我实现方式的,以及与父母在育儿观念上存在分歧的青年,家庭-工作冲突的程度越高。     

“犯罪现象存在论”:一种方法论的思考

犯罪现象存在论在整体上理解,大体上可以从明确具体的论域、学科建设的大背景、犯罪原因概念狭义界定三个方面进行,标签化的存在犯罪学有着建构的问题意识以及独到的学术创见;学术批判刚刚开启,显示出较大的分歧来,但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推进助力;更多的期待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整体上理解与批判问题、中西犯罪学知识体系比较问题、如何实质性推进问题。总之,在认识上,犯罪现象存在论更需从一种方法论的视角思考。     

港、澳对“一国两制”制度化应有的努力

“一国两制”之所以可以在香港回归之后,继续维持其繁荣与稳定,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北京将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繁荣与稳定”视为政策成功的关键,因而给予大力的支持,这就使得十余年来,“一国两制”的成功得力于北京片面的努力,从北京到香港都忽视了香港对维护“一国两制”应该存在的责任。本文认为北京和香港应该将“一国两制”,视为一种在国家典范下的新制度,欲使“一国两制”成为不同于“一国一制”的制度,香港不应对抗“一国”,更应该与“一国”合作,才能使“一国两制”成为香港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及其比较分析

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主要包括三个分论述,即“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和“宪法各表”。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和“宪法各表”分别与国民党的“宪法一中”、“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存有很大的差异。这三个分论述提出的主要面向和所要解决问题各有侧重。对于大陆方面而言,如何看待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其实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是如何看待“中华民国”及其“宪法”问题。研究谢长廷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有助于我们对其采取恰当的态度。     

越南封建士大夫与西方殖民地的初步接触

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派出官船前往下洲和小西洋,进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外洋公务。通过此举,越南一些封建士大夫开眼看世界,与西方殖民地有了一些初步的接触。《西方入侵前夕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一文对此历史现象涉及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考证,深化了越南史的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彰显了我国从严惩治贿赂性犯罪的立法倾向;该罪主体中的“关系密切的人”的标准与范围以及客观方面对“利用影响力”的解释,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立法上存在完善的空间,并且与受贿罪存在竞合关系。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各自又呈现为价值论的与方法论的两种不同的形态。仅就法学而言,个人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处于基础地位,是私法研究无可替代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只存在着非常有限的适用空间。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私法中具体表现为私人主体、私人利益、私人自治、自己责任、权利本位、形式平等、交换正义、程序正义与主观价值论等范畴。虽然现在学界已自觉不自觉地在私法领域中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但由于整体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 提倡、张扬个人主义方法论仍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潘得克吞法学中的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典总则诞生的序曲

法律行为理论体系是潘得克吞法学的产物。早期潘得克吞法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栖身于行为理论体系之中,萨维尼、普赫塔、温德夏等人的研究成果使法律行为理论走向系统化、精细化。法律行为理论的观念史背景是古典自然法学,方法论基础是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法律行为理论的勃兴促成了现代民法典总则的诞生,其价值不可低估。     

“责任本质”上的对立学说问题辨析

大陆法系刑法学之“责任”与我国大陆地区刑法学中的“刑事责任”存在本质区别，故对“责任本质”的考察不应立足于我国大陆地区之“刑事责任”。责任的“本质”应该与责任的“基础（或对象）”、“内容（或判断要素）”相区分。目前，在“责任本质”学说方面，存在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与法的责任论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