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科学而又合理的、代表先进文化和和谐文化方向的现代化转化，就必须遵循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为此，必须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基础上，选择以下方法论原则，这就是既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区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又要坚持正确对待文化有机论、科学区分并处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整合以及文化的综合创新。     

从“局外人”到“局中人”:心理学研究理念的演变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心理学研究理念开始由"局外人"到"局中人"演变,这一演变是心理学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有:科学哲学思想的演变,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转变,后现代思潮的作用和复杂性研究的影响.认真分析这种转变,有助于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正确的心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论,找到心理学发展的科学路径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宣传临桂发展临桂的文化力作——《临桂文化大典》介评

《临桂文化大典》是临桂县领导和广西师范大学中青年学者集体完成的文化力作,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锟同志的高度评价,对宣传临桂、推介临桂、发展临桂、振兴桂林将起到积极作用。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主要问题和重大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凸显了＂中国模式＂研究的初始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就在所难免。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关于创新群防群治工作机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群防群治工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整合资本下降，造成群防群治工作乏力。本文在对群防群治工作面对的社会结构背景和具体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就创新群防群治工作理念和完善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提出具体建议。     

科学发展观：深化规律、顺应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从规律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人类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范畴及其方法论

犯罪心理学作为刑事科学中的组成部分,其价值范畴体现为精神价值、实体价值与应用价值三个层次;犯罪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由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系统方法的一般论与具体研究方法构成。本文旨在探讨精神价值与哲学方法论、实体价值与系统方法论、应用价值与具体方法之间,及其价值范畴各层次与方法体系之间的上下位协同作用关系。     

因罪生刑,以刑制罪——再论绑架罪法定刑对其法定加重事由解释的反向制约关系

我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对其两项加重事由更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①2009年2月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此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就是问题。同时,该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堪称遗憾。因此,对这两项加重事由如何解读,至今学界仍然无法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更是各执一词。充分重视和合理运用＂因罪生刑,以刑制罪＂的解释手段,关注刑事法律规范中绑架罪的法定刑对其具体加重事由的反向制约关系,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