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国专属经济区作为海战区域的战争法思考

新的国际海洋法对海洋区域作出了新的划分并赋予不同的法律地位,传统国际海战法对海上作战区域的规定因而产生了一定的滞后性,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中立国专属经济区能否作为海战区域的问题就是这一尴尬局面的突出表现。现代海战中,在中立国专属经济区内遂行作战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战方可以进行所有的军事行动,交战各国应以海战法专家在1994年的《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册》中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并遵循尊重主权和中立地位原则、均衡原则和保证自由原则。当然还需要制定新的更加明晰、有拘束力的海战法规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规定。     

浅议当前农村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作为历史的延续,它在动态中发展,在新形势下受到一些新的因素的影响而较以前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农村贫困问题造成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削弱了现代社会的后续推动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与利弊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在许多方面已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特别是今年10月1日中泰的蔬菜、水果实现零关税,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利弊、不同时期东盟各国的态度以及面临的困难。     

标志性事件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国别贸易数据,采集和整理了东盟10国以及东盟外8国的年度对中国贸易数据,利用改进的倍差法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评估标志性事件对东盟与中国贸易规模影响的净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政治与经济合作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有极其显著的正的影响效应,而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领土、政治纠纷和国际灾害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国际性经济危机对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量也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并依据以上实证结果提出有关发展中国—东盟贸易的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路径探讨——以设立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升级版对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其路径的探讨有利于更好地实施该战略。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分为境外自由贸易区和境内自由贸易区两大部分。境内自由贸易区是境外自由贸易区的试点。本文以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从八个方面提出了试验点内容,说明我国在广西、云南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可以更好地配合CAFTA升级版的实施,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对云南省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给云南省烟草业带来机遇和挑战。本文对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云南省烟草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西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广西信息产业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取得了跨越发展,现已初具规模和效益;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广西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但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西信息产业SWOT分析,提出发展对策,以期对广西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

以澳门和内地的客观现实差异,实现完全的法律统一,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和广东之间特别是澳门与珠海之间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协调和法律衔接创造了条件。澳门和珠海之间协同立法旨在充分利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针对“一国两制”条件下澳门和内地互涉事务纷繁复杂、缺乏经验和范例、不确定的因素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先就互涉领域或需要法律规则衔接的领域的立法事宜取得共识,再通过各自的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法律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及其不利后果,因此,协同立法本质上是新型“法制协调立法”。     

融通与碰撞:大湾区建设中的区际法律服务合作

区际法律服务合作不仅仅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进程,而且还是大湾区配套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开掘利用大湾区内多样化的法律资源,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促进区域性纠纷解决中心的形成。未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区际法律服务合作必然会由单向市场开拓朝着双向业务合作深化和过渡,而制度碰撞与跨域监管问题将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