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各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各根据地的建立,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成为各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课题。各根据地的农村文化,以民主和抗日为主题,适应了全国占主导地位的抗战文化。抗战时期的各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华民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汉简论两汉河西民间文学兴盛的土壤

文章以汉简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主要从环境、种族、时代三方面考察了两汉河西民间文学生存的土壤。认为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由此形成的繁荣的商业经济、复杂的居民成分、复杂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及汉代特有的文化氛围,两汉河西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     

四川藏区警察执行力论析

警察执行力是警察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和效力。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四川藏区警察执行力总体状况较好;个体差异明显,警察执行力优秀人数较少而警察执行力偏低人数较多;从警年限短的警察执行力较强,从警年限较长的警察执行力较低;党员警察执行力高于非党员;藏族警察执行力略强于汉族警察;领导干部警察与普通警察在警察执行力上无明显差异。提升四川藏区警察执行力的主要措施,一要增强职业认同,提高警察执行意愿;二要提高警察的执行能力;三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四要增强警察职业发展动力,减少警察职业倦怠的发生。     

陕甘宁边区拥军优属运动述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进一步促进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拥军优属树立了典范,也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中央红军开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解决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四个重大问题即:走什么路,建什么党,建什么军,遵循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涵和框架。其主要内涵为:一是开辟了中国革命新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二是制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纲领及其各项原则;三是确立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四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

中央苏区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随着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和封锁政策的调整,经济封锁带来的后果日益严峻,给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经济封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未能真正解决苏区的经济困境,这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用苏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风宣传普及,使之成为苏区革命群众生机勃发的创造性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唤醒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觉悟,对组织发动苏区群众、武装苏区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和苏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东南亚华商

东南亚华商在东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国具有同文同种的优势,具备了在东盟和中国两地投资创业的成功经验,因而东南亚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中独具优势,参与积极性也更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东南亚华商在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尤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全面友好关系,同时也为海外华侨华人自身提供更为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后乡土社会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重建及反思--基于苏北的实证调查北大核心SSCI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及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人口、产业、生态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互惠流动的同时,传统乡土性逐渐消解式微,如何重塑后乡土社会地域认同及整合机制是农民集中居住区重建的关键。基于后乡土社会理论视角,从地域空间、组织体系及社会结构维度考察苏北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重建的实践过程发现,完成物理空间整合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依然不同程度延续着传统乡土社会整合机制,使得现代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地域关联及社会认同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后乡土社会样态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性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如何突破制度红利型动力机制及行政主导实践逻辑重塑后乡土社会整合机制,就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区重建地域公共性并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