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

在未成年人刑事处理走向宽缓化趋势及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价值在于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文章从改革的背景谈起,对改革的价值、实务部门对改革进行的探索、针对改革探索的一些论争,进行了归纳梳理,进而对改革的进程提出相关建议。     

从“八个着力”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努力做到＂八个着力＂：着力创新教育体系;着力建设一流人才队伍;着力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着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发挥改革的强大动力作用。     

发展文化产业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径

当前,我国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必须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深化体制改革之路,大力推进产业集群之路,不断内化自主创新之路,始终坚持和谐发展之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四地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

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交通管理中假、套牌车查处勤务模式的创新

勤务模式是警务工作效率的关键,信息时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警务模式要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和信息主导警务模式的优势,突出信息主导警务模式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精确打击的功效,在交通安全管理实践中树立信息化理念,挖掘深层信息,加快警务相关信息的大融和,创新警务管理机制,提升警务行动效率。     

我国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实行能动司法,面临着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历史要求我们在中国司法语境下,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上,客观分析能动司法的比较优势,科学做出能动司法的模式选择,深入研究适度能动司法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积极探寻我国能动司法的合理途径和科学方式。     

谈工会办公室的应有职能

工会办公室在工会组织框架内有“交叉十字型”和“垂直层级型”两种形式;工会办公室的运行模式可分为“聚点运行式”和“散点运行式”两类。工会办公室职能的有效发挥与其在组织框架内的地位设置和职级设计有直接关系。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医责险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

采用仲裁模式处理矛盾突出又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医患纠纷初期,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参与并在财力上对仲裁机构予以支持,但长久如此既不利于仲裁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推广,也不利于仲裁的公正性及仲裁员回避制度的有效落实。如何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裁决纠纷本身获得合理的报酬维持运行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医患纠纷仲裁模式若能与正在推行的医疗损害责任保险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可能是解决仲裁长期运转费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审理与理赔模式的整合,实际上涉及到医患纠纷仲裁是否存在第三人、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的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医患纠纷仲裁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