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应有作为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后续发展的唯一正确抉择。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工会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推进职工知识化进程,以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模式与立法框架研究

我国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因此,农业保险立法模式切忌单一,应实行政府扶持下的国有化与商业化相结合的模式,由国有化公司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在一定范围内介入,国家提供财收支持,取国有化与商业化之长。在该模式下,鉴于各试点经过长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规定,所以立法框架的选择宜粗不宜细,只涉及原则性的规定即可,以便给各地留下自由裁量的余地。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早于大陆，早在上世纪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文章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台湾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台湾当局成功采取针对性政策，实现了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对外投资延长了产品寿命，克服了通货膨胀，通过教育改革提高了人口素质，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使台湾经济成功克服挑战，给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启示。     

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概念新探与价值取向考察

管理的侧重点在于运行,模式的侧重点在于结构和功能。所以,在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所谓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就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称的,设置于各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关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的三位一体与有效整合的范式。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应为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有限行政和问责行政。     

论我国现代监区警务模式的要素及其建构

现代监区警务模式是立足于监区的新型监狱警务模式,它既关注监管安全,也重视矫正罪犯,它是一种全新的警务模式。它具有以下要素:目标要素、人员和知识要素、信息要素、和谐要素、评估要素等,按照五项要素进行建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警务效能,提高行刑质量、行刑效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首要标准"的目标。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问题研究

根据目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经二次催收不还”是构成恶意透支的一个必要条件，发卡银行必须实施“催收”行为。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催收的含义、催收方式、催收效力认定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产生很多争议问题，给认定恶意透支带来困难。结合工作实践，通过对立法本意的阐释，对“催收”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催收”是发卡银行向持卡人主张信用卡债权的一种民事行为，“催收”属于犯罪构成的实体要件，“催收”的效力不以对方是否收到催收信息为必要条件。之后对各种催收方式进行归纳分析，并对如何认定催收效力进行论证，最后对立法提出相应建议。     

谈西部高新技术企业系统型培训模式的选择

科学合理的培训工作，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培训模式的基础之上。培训模式是为提高人们实际工作能力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形式，这种形式是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对学生发现问题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创造性思维,是现代社会对公安教育的更高要求。为此,必须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仅仅是注重学生知识掌握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发现能力的培养方法比较多,主要是课堂演讲法、统摄法、材料提供法、博客法、比较法、体认法等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发现能力的各种尝试,对于培养学生发现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浅议人力资源权益会计模式的确认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会计中反映人力资源的价值成为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会计工作中，没有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权益进行相应的反映，因此导致了核算内容不完整，影响了资产公允价值的正确体现。人力资源权益会计除了确认投资人以货币、实物、无形资产等形式投入的资产（物力资产）外，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成为企业的混合权益索取者，同时还要被确认为企业的一项特殊资产—人力资产。     

累进假释制：监狱行刑范式的变更构想——基于完善现行“直捷式”假释范式的省思

假释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监狱行刑的重要奖励制度。现行的假释制度，拘泥于传统的“直捷式”的范式，幅度有限，比例受控，未能充分发挥出假释的矫正功能、社会功能和预防功能。因此，应当拓展假释的范式，建立旨在提高改造质量的累进式假释制。累进式假释制是对现行“直捷式”假释制度的变更与完善，与现行的法理精神、监狱刑罚执行的程序规定相通，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失为一条解放思想，加大落实“首要标准”力度，拓宽行刑范式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