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包围城市到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共产党90年来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

城乡关系是当代中国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大社会关系。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城乡关系上历经包围、分治、统筹的过程,其有创新、有成就,也曾几度失误。创新之处大体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土地制度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兴办农村社会事业、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取消农业税等等。失误之处大体包括：征过头粮、人民公社化、长期城乡分治、行政主导的过快城市化、社会建设滞后等。针对尚存的问题,应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和建设道路,努力实现城乡和谐。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初步探索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极为重视加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学习主体、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制度等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方面所做的初步探索,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并掌握党在延安时期的执政实践,而且有利于今天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更好地创建学习型政党以及学习型社会。     

警示训诫防线对党内监督方式的创新研究

构建反腐败警示训诫防线是对中央提出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实践,是反腐败的制度机制创新。警示训诫防线对党内监督方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警示训诫防线党内监督机制化、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全程监督以及监督的动态化等几方面,凸显出警示训诫防线对反腐败的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价值。     

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     

民主党派政治资源建设机制初探

本文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民主协商机制关系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的民主协商机制具有建设民主党派政治资源的主导性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认识影响当前民主党派创新发展的机制性障碍因素,进一步加强民主协商机制建设,实现民主党派政治资源优化配置。     

日本养老金危机与政党走势——以2003-2007年国会选举为视角

2003—2007年日本国会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竞争态势下,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危机成为影响日本政党走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党支持结构已经由传统模式向业绩投票模式转换,可是,"中位投票者"偏好的政策构想,基本相同的养老金制度致使投票人无所适从;投票人希望候选人成为能确保投票人偏好的政策代理人,然而,5 000万份年金记录丢失,致使养老金危机转向政党危机。构筑让国民信赖的养老金制度是走出政党危机的路径。日本养老金危机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媒体技术与环境对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应用,对青年学生获取信息、交往、学习、个性展现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形势,应充分发挥新旧媒体的综合效能,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手段,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信息素养教育,从而主动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论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农民教育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民教育的成败至关重要。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多维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农民教育的主体,起关键作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展现出了刘少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即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党员个人的理论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与错误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的过程、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诠释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     

社会协同视角下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之叙事考察——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个案

从社会协同论的视角看,共青团的社会管理创新与以青年为主体的草根志愿组织发展之间的互动过程顺应了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新变化,实现了共青团自身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了草根志愿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亦得以促使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以及草根、社区、高校、农村、NGO化媒体等不同类型志愿组织之间在实践中形成了协同治理的伙伴关系模式,提供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急需的鲜活的基层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