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安全体系风险与对策研究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社会管理,是关系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当前,我国公共安全趋势向好,总体安全,但风险高发,存在组织体系不健全、防控不严、保障乏力、文化滞后等问题。应从公共安全的组织体系、防控体系、保障体系和文化体系着手,推动建立主动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公共安全体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提供可靠保障。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上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我国政府投融资管理中的一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总体发展比较稳健,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风险。新时期推进上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融资机制创新,要着力构建资金来源多样化、融资机制市场化、融资主体多元化、融资平台多层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大力推进证券化、股权化、资本化、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创新,优化融资结构,提升融资能级,完善融资环境,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投融资需求。     

公安院校警体技能课余训练制约因素分析及机制构建探讨

正通过文献资料,实地访谈、坐谈和个案调查等方法,对四川警察学院以及部分同类兄弟院校警体技能课余训练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了当前公安院校课余训练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部分公安院校警体技能教育“重课堂、轻课余”现象仍然存在。课余训练科目单一、竞赛形式传统;学生终身体育意识不强;师资匮乏,能动性不高;场地设备有限;领导重视不够;课余训练管理保障机制欠缺等问题,是制约课余训练良性开展的主要素。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功能与前景

网络政治参与的迅猛发展,既充分展示了网络公共领域成长的巨大潜力,也给地方治理模式特别是信息管理带来了重大的风险挑战.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领域成长最重要的沟通媒介的背景下,创新网络舆情的监管机制,积极探索和建构网络问政的规范性框架,形成网络舆情开放式监管与网络问政理性化表达的互动机制,是网络公共领域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不断完善,法制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职责、推动社会协同、动员公众参与。这几方面密切关联,均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产生影响,有必要分别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加以分析。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网络互动机制建构探析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是保持党的生命力和活力的源泉,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现阶段,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新形势下,网络互动机制的建构是对传统党建方式的有力补充,是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有益探索。网络互动机制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从建立互动栏目、设计运行程序和提供运行动力三方面着手进行。     

新的战略支点视角下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发展思路研究

把广西打造成为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给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带来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应该适应新形势,理清新思路,明确新任务,更好地发挥新平台、新动力、新亮点的作用。本文建议：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应以打造合作典范为战略定位,以强化发展引擎为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为发展新动力,加快园区的开发建设,积极主动地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将园区建设成为中国与马来西亚及中国—东盟合作的示范项目。     

我国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的比较分析

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都具有做空机制，弥补了我国“单边市”的缺点，能有效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尽管在交易细节、对市场的影响、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但是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在套利交易等方面存在相互促进与补充的联系。     

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范围、形态、程度呈现出的新格局与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新型特点，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政府公共机制、整合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