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的本质与公共福利的多元循义供给——兼论需求溢出理论的福利观及永续福利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福利及社会福利的概念都存在多重内涵。需求溢出理论认为,作为不同福利概念内涵的最大公约数,福利的本质即需求保障;而属于公共事务范畴的公共福利的公共性则有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之分;公共福利的供给主体包括作为元主体的个人和作为衍生主体的四类广义社会组织,公共福利的供给呈现出多元路径或多元机制的嵌入式混合并用。需求溢出理论的福利观主张,我国应建立多元循义供给的永续福利国家,通过公共福利定向供给的退出机制使有劳者的福利总水平(私人福利+公共福利)始终高于不劳者的福利总水平,从而在为民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福利的同时,避免落入西方传统福利国家的养懒人陷阱。     

政党、国家与社会:整合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逻辑探究

现代政治生活离不开三大力量—政党、国家与社会,政党作为整合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承担着利益综合、利益表达与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职责。在我国,整合就是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治建设是其对自身的根本性整合,决定着所有整合的方向和效果并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正确认识、深入探究该体系,有利于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政治坚定、组织稳固、能力过硬的现代化执政党,从而以政党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协调统一。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京津冀劳动政策的差异与协同

跨部门和地区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政策文献与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以1997年京津冀进入一体化实质发展阶段以来三地公布的劳动政策文件为分析文本,结合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考察京津冀府际间政策文本差异与协同特征。分析发现,在一统体制和中央顶层设计背景下,京津冀劳动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劳动政策内容和数量协同逐渐增多,但在有效治理与利益驱动下存在央地目标设置错位等现象;京津冀劳动政策协同与差异并存,进而形成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办事机构如何办事？——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项整体分析

领导小组的研究工作需要适时进阶,从而将领导小组办公室置于学界的聚光灯下。基于重要程度、受关注度、资料完整度等指标,可采用中央领导小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的基础信息表。实地调研、文件起草、政策阐释、督促落实这四项重点职责,构成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运转的功能矩阵。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机理呈现为X型链接,即对上承接领导小组成员集群、左右联动职能部门集群、向下延伸下级主体集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现实角色已远超过办事机构层面,其乃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关键行动者。     

互联网治理语境下的刑事法治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不断升级转型,危害严重。基于传统犯罪规律而建立的现有刑事法治体系,在应对滋生蔓延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呈现出疲软乏力之势,难以有效发挥遏制互联网犯罪扩张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互联网犯罪的基本规律,全面检视现有刑事法治在应对互联网犯罪方面的缺憾,在保障互联网健康发展与实现互联网治理同步进行的基础上,从观念、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反思,以实现对互联网犯罪的有效治理。     

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弊端检讨及完善路径

我国的公司治理立法呈现出割裂性、矛盾性与过渡性的特征,问题并不在于立法模式的选择,而在于立法体例的设计不当。目前的最佳解决途径是改变既有的公司立法体例,抛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传统分类,将公司分为开放型公司和封闭型公司来有针对性地设计公司治理制度。规则应进一步细化,仅仅对开放型公司强制规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对封闭型公司则赋予更多的自主权,由股东在章程中自由进行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通过立法体例的改革和规则的细化来满足私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和商主体对成本的控制,保障公司营利性目标的实现。     

回顾与前瞻: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推出形式多样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在重组政府架构,简化行政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提升服务素质,完善公职制度,制定施政规划,提高施政透明度,强化政策制定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区域合作能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澳门特区公共行政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没有得到系统梳理、行政组织设置过度专业化、问责制度缺乏执行机制、治理人才缺乏相应选拔培养机制、葡式行政制度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等方面。因此,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既有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贯穿政治立党、思想建党、组织管党、作风兴党、纪律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成效卓著。其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制度建设的纲和魂;推进作风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开篇之作和重要内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纪律建设是制度建设的根本途径。党的制度建设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前瞻性和规划性、针对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配套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实践性和理论性等十个鲜明特点;彰显了七个统一的重要原则,即:坚持政治统领和人民中心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坚持明确责任和狠抓落实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深化改革相统一、坚持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相统一、坚持惩治昏懒庸贪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这对新时代推进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党的治国理政效能具有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传承发展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与历史进步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核心密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品质,更是今后能否破解长期执政历史性难题的关键密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民族危亡、忧人民解放、忧党的生存,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表现为忧患怎么为广大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