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我国行政改革的科学呼唤

大部制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新思维，也被学界认为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新起点、新突破。大部制究竟为何物？其内在的深层次思考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为什么大部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科学呼唤？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界论述很少，大多只是停留在共时态的点状思索，本文试图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历时态回顾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     

革新后越南越中边境民族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革新开放以后,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其民族政策尤其是北部边境地区的民族政策大力进行调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中越边境地区有9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再加上中国一方边境地区客观上存在着的许多现实问题,使得越南所推行的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对中国一方的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的巨灾风险补偿功能分析——美国9．11五周年的启示

五年前,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巨灾补偿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很多经验,例如,国家对巨灾损失的补偿是通过国家计划、保险公司和慈善事业这个"三条腿机制"发挥作用的,并通过立法建立了一个临时机构:"9.11遇难者补偿基金",令其根据普通法的原则,赋予全权,统一运作全国的补偿工作;也有一些教训,例如,社会安全号信息管理不善和被盗用,从而酿成飞机劫持者拥有合法的手续等.我国要建立起社保制度突发事件巨灾风险补偿的"三条腿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基本社保制度的工伤保险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保险业还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慈善事业的机制缺位等;对尽快建立一个混合型的"国家巨灾补偿机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思路和采取公共委托与购买的方式进行损失补偿的设想.     

政府改革困境的制度结构性视角分析

目前,政府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键,迫切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政府改革的规律.然而在现实中,政府改革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双重不到位.从"国家悖论"与"政府失灵"理论出发,一般认为,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往往是由于政府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主体缺失造成的,在理论上形成了难以深入分析的死结,也无助于政府改革的推进.认为,政府的角色冲突不是政府改革困境的根源和本质,而只是在考虑整体制度间均衡时的结果,忽略了政府的结构性特征;借鉴了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治家-官僚分析范式,以结构性分析的思路为主线,拓展了政府改革的两方博弈框架.从而认为政府改革困境的本质是政治家与官僚间在政府改革中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并分析了阻碍政府改革顺利推进的路径依赖效应与改革激励不足的问题.指出,要打破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可以从改革的社会沟通与激励,财政约束,官僚机构的偏好与理念,以及全面长效监督等方面着手.     

构建和谐工会的路径选择

构建和谐工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着对工会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干部队伍配备等方面的不和谐因素的分析,运用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理论,提出了构建和谐工会的路径。     

坚定信念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现代刑侦警务机制建设

建设现代刑侦警务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刑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扎实推进现代刑侦警务机制,促进刑侦队伍专业化建设;探索和强化“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培育信息导侦、科技强侦的破案打击新的增长点。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农业税取消后的县乡政府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

取消农业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构建信用政府、亲民爱政府和有限责任政府的具体举措,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要逐步拆并、整合现有县(区、市)乡(镇),合理配置机构、规范职能。循序渐进,稳妥实施,从减少人员编制,精简机构,提供动力机制和补偿保障机制着手,转变职能、理顺管理体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世界金融监管立法改革的影响

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且是世界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其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不仅对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美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对世界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愿景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的建构始自20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法院是其自然延伸。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诸多理由,如促进司法统一、提高程序效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试点司法改革等,但并不能从理性上由此得出知识产权法院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因而,知识产权法院是综合政策的结果。知识产权法院在我国应定位于专门法院,其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借鉴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并结合现实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院制度。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还应置于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在司法体制、机制以及知识产权特别程序制度方面进行探索,为全面的司法改革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