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的陌生:一位80后返乡农民工的社区体验

基于实践社会学视角的个案考察,80后农民工返乡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回流,返乡使得他们走进一个被农村与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城市排斥与乡土认同排斥的双重排斥感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与认知世界,在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社区体验过程中,他们以一种策略性适应的实践逻辑去实现社区的融入。透过80后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实践轨迹分析,研究最后认为,返乡农民工是一种单向度的城市化宿命。     

增长驱动、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体制变迁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市管县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发端,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城市发展工业和解决城市生活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加快速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在此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战略要求的市管县体制重新得以复兴并得到全国推广;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级,中国城市化战略也由此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县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群。在这种新的增长驱动逻辑之下,国家又寻求多种方式超越市管县体制,其具体方式包括"强县扩权"改革、"省直管县"改革、省域内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跨区域治理框架的构造。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增长驱动逻辑下主动权变地革新政府管理制度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治理效果。未来中国政府层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朝一种包含各种体制内容的、充分反映地区差异性的政府层级管理体系方向努力。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安全与警务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进入高危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城市风险和危机,给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公安机关快速反应和妥善处置风险社会中的城市危机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题中之意,创建和完善相应的危机警务模式也是现阶段我国警务战略的新重心之一。     

城镇化进程中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我国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面临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流动人口增多、社会资源需求冲突、社会治安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分析城镇化背景下贵州省现有治安状况的特点,针对当前治安防控手段的不足,明确信息化在治安防控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空间预防理论为指导,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中,实现对治安防控的宏观掌握,以保障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     

江苏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江苏的经济发展、比较利益的存在和政府的自觉引导,构成了江苏城市化的动力体系。但是,这一动力体系机制还不完善,表现为“第一推动力”的质和量的统一、“推力”与“拉力”的一致、“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由此形成了江苏城市化滞后的现象。进一步推进江苏的城市化,在动力机制建构上,必须要有创新的目标和路径。     

中国特色城镇化应从农村“化”起来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表明,用人口的城乡地域分布来评价城市化水平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居民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指标是评价城市化的最本质的指标。我国城市化的重心应当放在强化农村建设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

人类汇聚既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又与文明发展的脉络相吻合,就此而言,它与人类进化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本文旨在从复杂的历史图卷中勾勒出人类汇聚的动因、纽带、类型以及汇聚与流散的相对性等基本要素,并用以探讨人类汇聚和文明发展的相关性。进而通过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考察,展示了因人类汇聚加速而形成的高密度、大规模社会对现代文明的促进和挑战。     

从川渝一县一区城镇建设与管理谈印江发展

城镇建设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发展第三产业的载体。通过学习其他地区发展的经验,无疑对推动印江自治县城镇化是大有裨益的。     

论我国"入世"后政府制导型城市化发展战略

加入WTO后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 ,应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主导型”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制导型”转变。政府制导型城市化是根据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规律 ,根据国情原则和成本收益原则 ,分阶段分地域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推进农村城镇化必须以农业的纵深发展为前提

农业发展与农村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农业发展为前提,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农业、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进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适度对农业进行保护和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促进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