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法治环境研究

本文认为,西部开发法治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西部开发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西部开发应当纳入法治轨道,并对其法治环境问题做了相应的分析,特别是对西部开发法律功能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论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与中国“三农”的出路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倡导的和谐的经济秩序,是一种自发的市场秩序.这一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及发展.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市场.这是一种和谐的自发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干预不免会破坏和谐.当前中国"三农"方面存在市场未能对农村社会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农民在经济上长期受到非国民待遇等六个主要问题.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快在农村建立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主导中国农村,引导和主宰农民,让农民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市场经济.农村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农民个人和社会,越有利于发展一个和谐有序的农村市场.要达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必须下决心改革现行的农村经济、政治、行政体制和土地制度.     

从监狱法治环境建设谈人性关怀

人文关怀是监狱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一环,它要求监狱工作者从依法治监、公正执法、保障人权等方面,坚持"以人为本",营造一种良好的改造工作环境,推动监狱工作不断全面进步.     

法治现代化和市民社会的促成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严重隔离与分化,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们把现代法治理解为国家权力的理性外化,主张以国家为主导,将法治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理性构建行为,一种国家促成的法治状态。     

古代证据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折射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中,官方取证的职权意识强烈,刑讯逼供、亲属相隐等取证意识随之形成,在息讼、畏讼状态下,民众证据意识缺失。这些观念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仍然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中国诉讼制度中职权主义证据意识仍然具有影响力,厌讼意识和法律的缺失共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必须从立法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强化证据观念,对传统证据意识进行批判地继承,以期促进法制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官赌洗钱研究——贪污、贿赂犯罪新析

官赌洗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赌场或赌博活动,将不法财物在形式上合理化的行为。官赌洗钱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赌场、赌徒(干部)和赌资(公款和贿款等),经过三个阶段:放置阶段、离析阶段和整合阶段。因此,对官赌洗钱的查处与预防也应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     

初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中间程序的合理性

公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诉讼的请求权 ,作为一种公权力和诉权结合的权力形态 ,一方面要求从公益原则出发扩大公诉权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以发挥非刑罚化矫正犯罪的功能 ,另一方面 ,为防止公诉权的滥用 ,必须使公诉权接受司法审查 ,以达到保障人权之功效。由于我国公诉审查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此 ,从总体上重构我国刑事审前程序 ,建立中间程序 ,发挥中间程序的多重价值功能 ,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     

靠言传身教实现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纪念罗荣桓元帅一百年诞辰

罗荣桓元帅是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他在政治工作实践中 ,坚持以身作则 ,依靠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前进 ;坚持讲民主 ,依靠耐心教育提高群众觉悟 ;坚持搞“五湖四海” ,依靠团结绝大多数人闹革命 ;对党忠诚 ,宽容大度又坚持原则。继承和发扬罗帅创造的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 ,对做好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伏灸对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浆sICAM-1、sVCAM-1和sE-slectin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三伏灸对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浆可溶性细胞黏附分子的影响,探讨三伏灸治疗支气管哮喘作用机制。方法:对28例哮喘缓解期患者行三伏灸治疗,观察3个月后的近期疗效,于治疗前及治疗后10d分别检测血浆可溶性细胞黏附分子(sCAM)及IgE水平,并与10例正常人作对照。结果:三伏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的总有效率为92.86%。三伏灸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浆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水平和血清IgE含量(P<0.01),降低血浆可溶性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1(sVCAM-1)和可溶性E选择素(sE-selectin)水平(P<0.05)。患者血清IgE含量与sICAM-1含量呈显著相关性(r=0.641,P=0.000),sICAM-1与sVCAM-1之间亦呈正相关(r=0.449,P=0.017)。结论:三伏灸可能通过抑制黏附分子的表达或直接抑制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从而减少炎细胞的浸润,达到治疗效果。     

略谈"职工持股"的利与弊

职工持股制度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以及在推动民私营企业改制和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