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学术编辑知识创新及其实现

学术编辑知识创新是知识创新工程的组成部分,其创新活动贯穿于学术编辑全过程,创新成果构成新的学术编辑知识树;学术编辑知识创新包括条件知识、本体知识和实践知识三个层面。学术编辑知识增长的核心是知识创新,知识增长因人而异,具有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学术编辑知识创新的价值是其创新的有用性,主要表现在对本业的促进与实用,同时又进而表现为对社会的贡献;学术编辑已有知识同所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不相适应的矛盾是其知识创新的基本矛盾,是产生和推动学术编辑知识创新的动力源。学术编辑知识创新及其实现有其基本的层面、步骤、规律与模式,应区别对待。     

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城市化进程中的选择偏差与对策

二十一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二十一世纪有两件大事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一是美国的高科技。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本位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与历史的本来规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     

城市社区保障的新探索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当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社区建设已在全国推开,这也就给当前的社会保障带来了一种新的契机,即依托社区建设,推行城市社区保障。     

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扩大民主参与 ,丰富民主形式 ,坚持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 ,全面推进领导体制、决策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人事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 ,从而把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信息技术对政府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介绍“服务包”的概念入手 ,以政府服务的五种特性和社会公众作为消费者评价政府服务质量的五维度为基础 ,着重探讨在信息社会里 ,信息技术对政府组织结构的冲击、对行政信息传播方式的再造及对政府决策的品质的改善 ,而这一过程势必会深刻影响政府服务特性的各个方面 ,也进一步填补政府服务质量缺口 ,同时也将增强政府服务回收的能力。通过研究信息技术对政府服务的深层次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技术能够为政府服务质量的整体提高提供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Policy and pow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olicy idioms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both policy practices and policy idioms have drastically changed. Concepts such as interactive planning, network management, stakeholder dialogu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cy discourses, governance, etc. have replaced older ones such 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icy programmes, interest groups, institutions, power, and the like. Although we recognise the relevance and importance of this shift in vocabulary, we also regret related ‘losses’. We particularly regret that the concept of power has – in our view – become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We therefore will develop a framework to analyse power – being a multi-layered concept – in policy practice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o so on the basis of the so-called policy arrangement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elements of the old and new policy vocabularies. In addition, we draw upon different power theories in developing our argument and model. As a result, we hope to combine the best of two world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dioms in policy studies, and to achieve our two aims: to bring back i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current policy analysis and to expand the policy arrangement approach from a power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