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代理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行为

近年来,各类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转让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的行为屡见不鲜,其中资质配套鱼龙混杂,管理水平良莠不齐。代理股份转让行为应界定为证券业务。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应根据中介机构的资质有无及具体的行为表现,对代理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行为作不同的处理。     

审理公司法人格否认诉讼案件应当注意的问题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公司法人格否认确立为一项制度，最高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252条将这类案件定名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这为人民法院审理公司法人格否认诉讼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诉讼制度是对公司制度的基石——法人格独立制度的有益补充，必须从严适用。在审判实践中，既要严格遵循《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也需要在个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寻求个案中的公平正义。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试论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

在瞿同祖先生和黄宗智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与实际运作中的作用，从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角度解读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之所以产生差异和背离的原因。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而在法律的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导向性的。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决定着法的善恶；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     

公司法中的弹性条款——法伦理与解释方法的应用

弹性条款是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的，规定了框架性构成要件或者价值元素，需要进行价值填充，可以进行扩大或者限缩解释的法律规范。设置“弹性条款”，无疑可增加公司法弹性适用的空间。但对于新公司法中诸多弹性条款的规定，法官如何进行自由裁量，司法干预的程度和限度又将如何取舍，又是学界应当直面的问题。     

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我国《公司法》专章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包括股权内部转让自由、股权外部转让受限、股权转让的记载与登记、股权的强制执行、股权回购、股权继承六项制度,标志着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基本完善。但该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应从瑕疵出资股权的转让、转让部分权能的股权转让、侵犯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股权转让、非协议转让股权等几方面进行完善。     

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的法律经济学评价及矫治

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包括协议拆迁和行政裁决两种。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的法律经济学根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运作方式是符合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标准"的。我国房屋拆迁实践中的突出矛盾是,当拆迁人发现达成拆迁协议的成本远远大于申请行政裁决的成本时,其就想方设法去贿赂政府官员,优先选择行政裁决,不仅被拆迁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变相纵容了拆迁人进行违法拆迁和行政官员的腐败。为此,我们借助法律经济学方法,通过将房屋拆迁划分为商业目的拆迁和公益目的拆迁两类,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为申请行政裁决设置一系列程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等方式协调矛盾,完善房屋拆迁运作方式。     

作业成本法有关问题探析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更加注重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因此,以“作业”为核心的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管理就成为为企业价值增值提供相关信息的方法之一。作业成本计算是时代的产物,它的成本计算方法由“数量基础”到“作业基础”的最新进展,揭示了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作业成本计算法虽然起源于产品成本计算的精确性动机,但是其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成本计算精确性要求这个层面,深入到企业作业链——价值链重构,乃至企业组织结构设计领域。总之,以“作业”作为企业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的作业管理,是企业管理上又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变革,它预示着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对传统成本法的局限、作业成本法的特点及应用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     

中国通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评判

如果将犯罪构成理论理解为解释法律的理论体系，那么理论体系的设定就应当遵循安全性、可操作性两个价值前提。依据这两个价值前提评价我国通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一次性评价的体系设计，出罪通道的不畅通，导致刑法运行安全方面的保障欠缺；将一个总体的犯罪评价对象即犯罪行为，拆分为四个方面的理论体系思路，难于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具有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具有选择的合理性。     

What Role for Human Rights in Busines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GPs) were endor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June 2011, following the six‐year mandat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SRSG)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The SRSG developed a framework comprised of three pillars: (1) States have a duty to protect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committed by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business enterprises; (2) business enterpris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3) victims of business‐related human rights abuses need access to effective remedies. In particular, guiding principle (GP) 11 provides that business enterprises should respect human rights, that is, they should avoid infringing on the human rights of others and address adverse human rights impacts with which they are involved.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amework for business; the continuing role of convention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providing access to remedy for victims under the third pillar of the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s in ‘hard law',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approach by the UK,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GPs, before turning, briefly, to the future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隐名出资的类型重释与规范构造——基于对契约法思维的反思

隐名出资的股权状态,不同于“出资人—股权—公司”的传统认定结构,涉及对内对外多重法律关系。现有相关规定深受契约法思维定式的影响,忽视了公司的程式地位,不仅使得股东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摇摆,而且严重困扰隐名出资的制度定型。从组织法视域出发,隐名出资可分为“借名取利型”和“借名经营型”两种类型,基于此,能够在公司程式运行、股权争议状态、善意取得等环节合理划定各主体间的关系,完成隐名出资的完整应用。此二元类型的划分以“行权”作为核心要素,从公司关系角度分析“名实分离”的两个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重点识别实际出资人在组织法中的规范位置,实现对隐名出资的理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