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政府采购腐败防治的新审视

阳光采购对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具有四大目标诉求:公开、明确、及时与诚信。然而,当前我国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在认识、制度、执行和技术层面等四重缺失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并诱发腐败行为的产生。因此,只有加强认知教育、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执行管理、强化技术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披露在预防和遏制政府采购腐败中的作用。     

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的思考

腐败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政治共同体,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逐步深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出现了腐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公务员廉政制度体系不健全,是导致腐败现象不能完全有效防治的重大原因。本文论述了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挑战和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化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的对策选择。     

论行政文化对行政道德的指导作用

行政文化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面对行政道德缺失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积极的正面作用,因为其强调的以德自律是现代行政管理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含义与评估标准构想

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应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规划的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目标完满实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质量达标、运行良好;功能作用突出、达到预期效果的科学有效的体系。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标准主要由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保护和促进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与管理和治理的依存度、融合度,与相关主体、要素之间的协调性;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自身的整体稳定性及控制腐败的效能和人民群众对于反腐败的满意度几方面构成。     

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今国际社会独树一帜的中国国家廉政体系。该体系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反腐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发展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治腐败理论、系统论科学等构成了其理论渊源;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实践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形成的经验基础;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注重预防腐败和建构国家廉政体系的新理念是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理论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元素。     

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分析及预防对策

心理风格理论是分析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心理根源的理论之一。分析发现,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不健全,其心理动力风格歪曲,且动力性过强,心理制动风格缺乏,没有形成正确的观念,心理表现风格突出表现在性格上的两面性。因此,预防腐败犯罪,心理制动风格是关键,应加强信念教育,提升"制动"力量;重视心理分析,释放"制动"力量;坚持优化环境,规范职务行为,使国家公职人员形成健全的心理风格,达到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     

村干部职务行为及其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新时期执政党治理腐败的主要思路。在广大农村,鉴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因村干部腐败行为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如何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防范廉政风险已是当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课题。从农村工作实际来看,村干部的职务行为主要围绕“政党代言人”、“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三个角色而展开,其廉政风险点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制度机制三个方面,相应的风险防控也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传统文化心理视域下现代中国腐败生成的机理分析

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个人与群体是高度契合的,并形成相互浸润和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就使得在我国的人际交往关系中呈现出宗法家族制、人情面子等特点。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系社会与权力的结合滋生了权力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