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应当是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廉洁、自律、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队伍的改革,也是人的改革,司法公正,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中的群众监督

中华苏维埃政府曾被号称＂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斗争取得卓越的成绩与群众的监督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群众参与监督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建立民主制度监督;群众参与监督机构;发动群众进行检举和控告;诉诸舆论武器。中央苏区时期反腐败工作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对今天仍有许多启示。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监督对遏制官员腐败意义的经济学分析

影响官员腐败的诸多因素中,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重要的因素。通过经济学的分析,验证监督要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至关重要;采用干预、遏制和惩罚腐败的政府和公众监督的合围策略,以法制建设、部门监督、公开透明的官员管理体系、新闻媒体攻略和群众举报等途径,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监督。     

试析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廉洁自律,致力于反腐倡廉,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反腐倡廉思想。主要有八个方面：第一、建立廉洁政府,从体制机制上铲除腐败土壤;第二、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私利的观念;第三、注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严惩腐败行为;第四、共产党人应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第五、共产党人应讲究节俭,时刻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第六、建设大公无私、作风正派的队伍;第七、以史为鉴,任何时候都要做到＂两个务必;＂第八、各级领导要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毛泽东率先垂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清平时代。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对今天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论以法治腐--学习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治理腐败与民主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防治腐败的根本方法,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思路.     

腐败与职务犯罪研究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行使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既能有效行使权力,又能制止超越、滥用职权等对权力的非规范运用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     

内地和港台地区贪污贿赂举报制度之比较

举报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举报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规定法律层级不高、规定不够具体,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奖励制度不够完善等。借鉴港台地区对贪污贿赂举报的立法经验,对完善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有积极意义。     

我国司法腐败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探析

司法腐败侵害司法公正、削弱司法公信力并将导致腐败现象的恶性蔓延。引发司法腐败的原因既有司法工作人员的个人因素,也有司法系统的体制因素。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的对策,一是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推进司法独立,以实现预防司法腐败;二是加强人大、政协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鼓励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及保障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三是强化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警示潜在的腐败分子,从而最终实现对司法腐败的治理,还司法公正于民,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